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代议制政府》的重新解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本文通过对密《代议制政府》的重新解读,澄清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关系。密尔系统地阐述了代议制民主的问题,他的间接民主理论中包含着直接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密尔把人民亲自参政的直接民主视为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和前提,阐明了人民参政的直接民主的正当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分析了人民参政的直接民主可能带来的弊病和危险。实际上,直接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克服暴政的武器,又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既可以成为自由的保障,也可能成为自由的敌人。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扬利避害,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正确地适度地运用直接民主的形式,保证人民的政治参与。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梭的政治哲学解读:以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及朗西埃为例

关于卢梭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问题,不仅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否定性与共和主义的同情式理解的分歧,而且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对卢梭的民主政治哲学作出了"近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肯定的理解,而阿尔都塞则以一种解构阅读方式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矛盾重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陷阱。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同样以一种解构的方式,先是指出了卢梭式的共和主义的共同体民主政治之不可能性,但随后又认为现代民主的可能形式是一种充满着歧义与纷争的冲突过程。迥然相异的解读模式说明卢梭仍然是当代政治哲学不可绕过的重要思想资源。但由于缺少直接的政治实践经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过于文本化的解读,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建设启示意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具体的治理体系理论与实践方案。     

发展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

从一种尊重差异、欣赏他者的建设性的后现代立场出发,本文挑战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简单化思维,揭示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勾勒了后现代民主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与现代民主一味排斥东方智慧不同,后现代民主在根蒂上对东方智慧持一种非常积极开放性的对话态度,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对话态度使我们有可能整合吸纳一切传统智慧和当代智能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其中既包括儒家智慧,也包括佛家和道家智慧,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民主的洞见。这是一种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一种协商民主,一种和谐民主,一种生态民主,一种全球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思想的苍穹,使我们得以换个视角重新审视民主,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不必重走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老路,不必重复西方已然犯下的错误。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具有中国色彩和道德内涵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之路。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民主政治的显性“争吵”与隐性“和声”

现代民主应该具有双重面相,即"论辩"与"共识"。"论辩"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描述和刻画的"参与"和"反对",表现为竞争者可以在公共议题、公共政策、政府当局等层面展开争论;"共识"指的是政治参与者(特别是政党)在竞争中必须坚决地持守对民族国家、民主体制和选举程序的认同,它是支撑"论辩"有效运作的前置性规则。"共识"的稳定性决定了民主政治整体的稳定性,这既取决于竞争主体(政党)的自愿认同,更需要运用强制的手段对之加以维护和保障。总之现代民主政治既需"论辩"的显性"争吵",更应有"共识"的隐性"和声"。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论民主伦理的现代逻辑及其形态

民主作为一种伦理要求,是"后黑格尔"时代独特的道德哲学景象。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建中得以体现。黑格尔指出自由主义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普遍性的伦理生活才是现实的,但在美国民主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一种"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得以历史确立。在政治世界的生存论基础被揭示的前提下,一方面民主伦理成为现代人生存本真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强化公民德性的判断力与责任成为民主伦理的实践性要求。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重构现代生活的民主伦理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构成了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从而化形式为实质,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新传统。     

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战略抉择

当代中国的诸民主实践形式与理论证明关注的都是治道民主,治道民主替代了政道民主而发生了僭越.现代民主只能是政道民主基础上的治道民主,缺乏政道民主支持的民主形式是伪民主.种种仅仅落在治道层面的民主形式与种种反对民主的主张,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使中国的民主在理论上显得混乱,在实践上走上歧路.分析中国百年来三波民主浪潮,必须首先确立起民主的宪政法治内涵,才足以告别扭曲民主,步入民主政治殿堂.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尼布尔论民主的理由

关于民主的理论一般均含有某种人性的假定。传统自由民主者泥于世俗主义的进步信仰,将人视为"根本无害的个体",结果使民主社会既不能对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做出准确判断,又不能充分认识民主对于实现正义的价值。反对民主者则将人视为"一种危险的动物",他们虽然洞察了人性的幽暗,但其建立在悲观主义人性论基础上的反民主理论,则犯了逻辑未能首尾一贯的错误,它对人性的悲观看法没有适用于统治者身上。尼布尔则认为人既不是一种本质上无害的动物,也不是一种危险的动物,而是一种"兼有肉体和精神的造物",人处于自然与精神的交汇处,兼有"原罪"与"原义",既可趋善也可作恶。基于对人性两端的全面把握,尼布尔倡导一种深刻的谦恭精神:人应当对自身的主张,包括关于最终真理的主张之相对性保持某种最起码的认识。民主的理由在于人性: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需。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民主

在那位最敏锐的观察家和政治上的失败者De．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①看来，只有在锻造着一种新文化的新世界里，民主才是可接受的。在他自己的国家法国，在被称做“民众的春天”的1848年期间，托克维尔坚定地站在反对派立场上，既反对共和派，又反对波拿巴式的男性普选权。民主的每一种试验，不管是议会制的还是独裁制的，都威胁到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即威胁到在他看来是介于革命的群众或乌合之众与用刺刀维持统治的粗暴做法之间的“中庸状态”。18和19世纪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剧烈震动当然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但同时也增强了许多…     

极权政治研究:从西方到东方的视界转换——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扩展解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西方的"极权主义研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将极权主义研究的视野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本文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结构形态的分析进行了重述,对他论述的东方专制主义转型的契机与复辟的危险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既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冷战"思维,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研究所具有的揭橥东方古典社会政治特质的价值,并指出人类重视自由价值与警惕专制政治的高度相关性与现实针对性.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意蕴与局限

由封建专制政治伦理思想向民主政治伦理思想的转变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伦理转型的基本向度,也表征了近代爱国志士们为破除专制、向往民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受空前严重的民族存续危机的激发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掣,康有为融合中西,采撷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择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观,构建了独具特点的康氏政治伦理思想。他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既具有近代西方启蒙所蕴含的独立、平等、理性的基本精神,又受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尊君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相悖、自由与民主相离的重大缺陷。     

“人治的多数政治”——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中国人的民主情结

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民主主义 ,这是我们过去长期接受的有关历史知识的“共识”。但是 ,翻开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画卷 ,不难发现 ,民主无疑是中国人普遍尊崇的政治价值 ,并成为近 4 0 0年来中国近 (现 )代化进程的主旋律。当然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历史条件各异 ,中国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与西方不尽相同。因此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只能在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通过改革 ,汲取世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建构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民主     

无限的责任与艰难的正义 ——勒维纳斯的伦理政治

勒维纳斯以提倡“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和对他人的无限责任引领了当代法国哲学中伦理学的复兴.勒维纳斯在关于无限责任的概念基础上通过第三方的引入,建构起一种政治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政治又因奠基在无限责任的基础上而使得正义的实现变得既必须又艰难.这种无限责任和艰难正义的结合产生了勒维纳斯独特的伦理政治.     

孔孟儒家政治思想的民主精神

<正> 世人往往以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只有民本的观念,并没有民主的精神。实则不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就先秦孔子、孟子,乃至孔门后学编撰的《大学》等的谈论来看,原就已是非常富有民主精神了。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那些极其富有民主精神的政治思想,已和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完全相同,但至少已极具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意义。并且,他们实也非常希望能通过他们当时的政治实践,尽可能地把这种政治的民主精神表现出来。因此,他们的政治思想,与其说是专制政治的思想,毋宁说已是一种中国雏型期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世界民主论之先驱”地位的民主政治思想。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研究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所要讨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的救赎。主权者通过悬置法律,制造出一个无法的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任何人都是不被法律保护的神圣人。正是因为例外状态根植于西方的政治历史之中,才会导致20世纪现代民主政治爆发了极权主义和集中营这种例外状态和生命政治的典范。但是阿甘本强调,集中营并没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逝,而是以看不见的形式散落在当代社会,其中的赤裸的生命正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