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合作治理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发展的优势与困惑

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其中关键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本文从转型期社会合作治理背景出发,以顺德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从中心概况、服务基础、服务领域等层面概述并综合分析其“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服务”模式,找出其间的优势与困惑;并探索当前条件下的可能性举措,希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服务,获得独特的观察视角。     

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概念分析及回溯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中,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以信任-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具有"服务-信任-合作"三位一体的关系图式.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社会组织参与卫生治理的形式与途径探析

有效划分卫生领域中各主体权力与责任的边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有效合作治理方式是当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程。通过文献综述将卫生领域中社会组织划分为利益集团、从业者组织、社区组织、与健康状况有关的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五种主要形式,将其活动方式归纳为参与政策活动、提供服务和参与治理三种途径,并通过相应案例予以印证,以增进对政府与卫生行业组织关系的理解,加强和创新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卫生治理水平。     

政府改革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两种信任理论之考量

公共行政学自其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对于政府本身的定位经过了多次变化。我国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对政府的历史坐标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划分,与此相对应地提出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信任类型,为考察政府改革的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公共行政学视域下的政府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市场运作逻辑和企业管理思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则将公共行政学的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市场化政府改革将市场逻辑和经济人思维带进了政府,形成了一种基于契约化之上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危机结果。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市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一种网络式的社会治理和通过广泛的合作而进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到来。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必须以合作型信任的建立为基础。未来的政府改革应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基于契约型信任的市场化取向中解放出来,迈向多元治理主体本着公平参与、充满合作型信任以及基于善的完美生活追求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大数据时代智慧社会治理中的人机合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当智能机器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时,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合作就成为智慧社会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人机合作前所未有,而人机合作能够持续进行的前提是之一就如何解决因为人机合作而产生的责任难题。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集体行为的特性使得责任很难区分。智能机器的加入,不仅增加了智慧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使责任区分变得更加艰难,到底是政府、智能机器还是生产机器的厂家来承担责任?而责任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智能机器能否与人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人类,成为超人的问题。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

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不同的另一类社会治理组织,属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部门既有密切联系又持有一定距离,既包括政治倾向较强的组织,也包括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的平衡和安定具有极大的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学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强化道德约束"、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重要举措。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时代命题,是实现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我国长期社会管理实践得出的必然结论。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确立社会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二是强化人的内在约束;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四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党组织与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广大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作用来实现的。伦理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作用必须与制度相互支持、相互作用,这表现在伦理与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     

市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的发育

本文把慈善组织的发育置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了市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之间的关系,认为慈善组织的发育是中国市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但在当前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在构建以政府责任为主、以社会化服务为辅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慈善组织的发育受制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应当在慈善立法、弘扬慈善文化、组织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     

浅析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治理

宗教极端主义并非宗教,而是宗教政治化的产物。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边疆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是"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治理宗教极端主义需要追根溯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社会治理坚持系统思维,注重政府、公民和社会的共同参与,是一种动态、主动的治理模式,可以在当前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与西方近代商业社会之比较

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促进了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公共治理模式下,社会发展基础的独立产权、现代化法制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与商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发展,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制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并逐步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与近代中国比较,能够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改进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规划

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国家治理宗教的三种模式及其反思

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其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宗教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总结了宗教治理的三种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倡导政府与宗教划界,不同宗教在宗教市场竞争中"自治";整合嵌入模式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将宗教组织吸纳至体制内加以有效治理;而互动平衡模式则将宗教间关系视为一种宗教生态,政府仅在必要时刻出手维护宗教生态的"平衡"。以上三种模式为思考国家治理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同治理模式运行背后所隐含的条件性约束及治理盲点限制了其推广和复制的空间。综合既有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对具有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推动宗教治理的法治化。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不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合作存在重重的困难和障碍。保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顺利进行,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科学定位,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思想环境;要转变政府职能,拓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企业家政府"理论建构的伦理秩序及其正当性

"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重新认识.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顾客驱使的政府"观点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颠倒过来,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公众;"掌舵而不是划桨"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与义务,突出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平等参与地位;"分权的政府"改变了政府组织成员的被动服从地位,强调了组织内部成员的平等地位.企业家政府理论建构的是尊重公众、社会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自由使社会成员具有更高主体性的客观关系结构或伦理秩序.     

培植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因为,现行的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乡村环境发展的需要。乡村环境治理需要强化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这就要求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正面临着社会资本式微的境况,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衰减,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微弱。因此,乡村环境治理必须强化培植乡村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