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学辨

荀子的学术思想渊深复杂,因而在对他的研究中,至今仍有若干易于致疑之点,犹有辨明之必要。如荀子虽推崇仲尼、子弓,但不能仅据此认为其学即出自此二人。荀子对他们的推崇实与其治学宗旨相关,即认为仲尼、子弓的学行已臻于圣王至足之境,可为天下学者师法。因而不能认为荀子对仲尼、子弓的推崇,是在自标师承之门。荀子又每以礼法并称,但他所谓法同法家之法是有区别的概念。荀子所谓法不具备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乃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已有被礼同化的趋势,并被用来调整、充实和完善儒家的礼制体系。荀子对其前的诸子几无不攻驳,虽儒家亦所不免。但可注意者,惟不见对法家商鞅的讥弹。此或可窥见到荀子思想中法家因素的来源。荀子关于数义之说,实质上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此说以君子知义为本,官人守数为末。这影响及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以君子、礼义为纲,以君子、礼义为建构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素。     

荀子道德理想简析

荀子继承了孔、孟人性"相近"的观点,认为人人都具有趋"恶"的本性。在对人趋"恶"的本性进行深入分析后,强调人性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荀子所提倡的理想社会,是施行礼义的社会。荀子建立了以"礼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荀子设计了"圣人"、"君子"等道德理想人格形象,"圣人"人格的突出贡献是在努力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制定了礼义法度,"君子"人格的突出特点则在于对"礼义"的学习、贯彻和维护。     

君子与小人

正在《论语》中,将"君子"与"小人"对举,粗略数了一下,大约有十三处之多。毫无疑问,孔子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人性中的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都知道,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是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性恶"的观点的,而荀子如此大胆的思想,肯定与孔子对人性之恶的深刻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在《论语》中,孔子通过将"君子"和"小人"对举,来系统阐释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方面。譬如这样两则:"君子喻于     

孔子德性伦理学的人文主义引论

概括和勾勒孔子思想的体系才能更好地把握他的学说的活的精神。在传统上对孔子的体系有不同的概括进路。我们采取"为己之学"的人文主义的进路来概括它。我们在把人作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这种原本的和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谈孔子的人文主义。在哲学方法上,这种人文主义以同时关注人之道或人的最终的真实与善和人的当下正确道路及策略这两者的方式来贯通对人的广泛关系的理解和对人的境况的关怀。这种人文主义的基础或本质是"为己之学"——一种泛义的人生的教育实践。孔子"为己之学"的思想内含"使我们作为学习者自己成为仁者"的目的。这目的使它孕育出一种德性伦理学。由于这种伦理学适合概括为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把孔子思想的体系概括为德性伦理学的人文主义。     

荀子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贡献

荀子对与精神修炼有关的话题高度关注,他主张人心建构起"价值的秩序"的最终支持来自于"道",从工夫上来说,则是由于心灵因有"征知"而能"知道"。普通人应首先了解"道"的真相,然后再通过有效的修身技术来引导自己按照这种正确的方式生活,使自己成为所谓的"君子"。改变自己的努力,则在于如何去"伏术为学",通过"积善而不息"的过程,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专注于精神修炼方面,荀子的"心术"依旧从孔孟之间儒者已经开辟出的分别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相关的思与气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实践上呈现为"解蔽"的问题与"治气养心"之术。将"知道"与"虑"作为精神修炼的基础,明确将"思"视为精神修炼活动和其他修身活动乃至整个"为己之学"的起点,或可被视为荀子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最大理论贡献。     

论“术不可不慎”——孟子的职业之道发微

"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乃是贱人心之贪婪。士君子之尚志不似梓匠轮舆之事,其所为可谓功在千秋。孟子论孔子为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贫亲老之时不择官而仕。最后通过矢人与函人之论显示慎择其业之意,又由"君子远庖厨"论出慎养其心之义,全面揭示孟子"术不可不慎"的职业之道。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先秦儒家人道学的展开

孔子改造礼学,创立仁学,确立了儒家人道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学;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外王学。在孔、孟、荀共同努力下,完成儒家人道学的建构。其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养欲与成圣——荀子论人的实现

人能有何种实现?在荀子看来,首先表现为对本真之"欲"的合理满足,这是人在生理上维系其存在的需要。基于理想生存秩序的营建,荀子提出自觉"礼义""师法"对人而言是一种必须。通过"礼义""师法"的导引,不仅使"欲"的满足有了相应保障,还使人在生存向度上避免了因"逐欲"而导致的没落。在生存筹划方面,人可以通过自我立法结成强大的伦序共同体,使其作为类的胜出成为可能。人"最为天下贵",这意味着人不可沉沦于普通之物,而是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实现。在"学以成圣"的面向,荀子坚信人生而平等,所有人只要坚持"修为",最终必将达至完美实现。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     

荀子“性恶”论辨正

荀子所言的"性"和"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含义,"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与反应以及心表现出来的天生的"知"与"能","恶"是指人的行为或社会秩序不符合礼义之道而表现出"偏险悖乱"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心生而不具有礼义之道,故不能以礼义作为思虑的标准,因此心的认知常常表现为偏执之蔽,进而在面时情欲时亦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做出"偏险悖乱"的行为而成恶了.所以,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认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     

康有为排荀及其原因

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并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二伯"。后来,康有为转向"美孟而剧荀",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从内部破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康有为也由早年尊荀转向了排荀。康有为排荀具有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心理动机,归根结底受制于他的孔学观。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取决于对荀子与孔子关系的认定,并且是伴随着对荀子与孟子的比较完成的。因此,探究康有为排荀的原因,不仅可以窥见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体悟荀子在近代的命运。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