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诠释脉络"的概念已经接近于本源的观念。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就是存在或生活。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即把诠释活动视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主体与对象,即诠释者及其诠释。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

朱熹一直强调从自家身心上理会的学问才是"第一义"的,他将"实践-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四书>学诠释方法.与"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相比较,他的"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具有强调诠释者的实践主体性、表达诠释者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体现主客统一的现实性等一系列特征,故而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经典文本的理念性与生活实践的现实性之间的之间矛盾.     

诠释及其限度: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从管理哲学的维度去理解先秦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其有效性奠基于对这一活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的充分说明.就目前而言,对诠释方法的反省尤其显得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诠释过程中如何实现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诠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性自觉.由于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动问答,他们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和地位,因此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就成为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限度.     

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对《春秋》的诠释,更是因为构建政治新秩序的功用和需要而被置于政治变革的理论前沿。秦汉君主政治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诠释。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先以"《春秋》当新王"开启了"为汉制法"的制度建设路径,其后又借助对"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五行之义"和"大复仇"的创新性诠释,呼应当下社会,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参与创造性地重建新的君主政治秩序和思想体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和思想创新的历史使命。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黄式三《论语后案》诠释特点论

黄式三《论语后案》秉承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传统,对经典原义的追本溯源、对历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礼制的终极肯定,使其成为一道别样的学术风景。《论语后案》在清代《论语》诠释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于礼制的回归,使得《论语》诠释重视制度层面的反思,对常州学派《论语》诠释宣扬变法改制有一定影响。《论语后案》为后世社会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同时也值得当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吸收借鉴。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

正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以儒诠经",不只是"诠经",重要的还是"以儒"。"以儒"是经典诠释的一种创新,它使仅     

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面对着复杂的形势。在外部,面对西方诠释学的刺激,需搭建中西对话平台,引西方诠释学为中国诠释传统完成现代转变的参照镜像,建构问题域并在创造性思维的指引下实现"化西为中"的对话目的。在内部,因应"古今之辨",需搭建由古通今之桥,将中国经典注释学由一个"古典论题"转变为"现代论题",打开从经典注释学转型为经典诠释学的通道。只有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转型的诠释学处境作出准确分析与判断,才能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典-现代形态转换找到最佳路径。     

语言诠释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为了实现通过语言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人们必须对语言进行正确的诠释。不管语言交流中言者和听者的数量有多少,我们均可从基本类型上将其划分为语言理解的两方,即语言的言说者(speak-er)和理解言说者话语的诠释者(interpreter)。所谓语言诠释,就是语言交流中诠释者通过考察言说者的言语行为来确定其话语的意义。分析言说者话语的意义,其目的也就是诠释者要知道言说者知道些什么。从这里就紧逼出另一个问题:为了理解言说者,诠释者是怎样知道言说者所知道的?可以看出,意义问题和知识论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能够合理地说明诠释者怎样在原则上…     

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

"衍义"是一种解释行为,是指对文本及其意义的扩展、发挥,使之流传久远.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     

论王船山《老子衍》的诠释进路

王船山对老子的定位是"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而他撰写《老子衍》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把他对老子之学的批评坐实到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诠释中,以呈露其运思理据,摧破其荒诐不经。为此,他从两个进路展开对《老子》的诠释:一是"衍其意",即以解说原文含义的方式推衍文本之外老子诡深的真实思想意图;二是"求其用",即通过曝显由形上之"道"导出的功用之"术"的权谋性,反过来批驳老子之"道"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船山对《老子》所作的思想意图诠释与实际功用诠释,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正学"与"异端"的视域对峙,以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疏离和紧张,而非船山对《老子》客观、内在的理解。     

尹志平《道德经》诠释理论探析

尹志平的《道德经》诠释深受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道解经"、"以儒解经"和"以佛解经"三个诠释路向,而其中又以"以道解经"为主。在"以道解经"方面,尹志平的《道德经》诠释又表现出了经诠、理诠、言诠、事诠、身诠五个方面的特征,既有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理论一致的地方,又表现出了全真道经典诠释的独特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与把握全真道经典诠释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理论价值。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经史传统视阈下的经典诠释与研究范式创新——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在历史发展中,经典诠释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面貌,因此,经典诠释需要关注经典背后的历史情境,注重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互动,并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范式。2018年10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承办的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以"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为主题,围绕经史传统背景下的经典诠释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宋、元《楞严经》注疏对修行阶位的诠释与比较

自唐末五代至于明清,注疏《楞严经》的著作不可胜记,其中宋、元现存的注疏有十余种。笔者在考察了诸注疏关于"修行阶位"的诠释后,发现这一时期诸注疏诠释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分歧,甚而非常重要的天如惟则的《楞严经会解》在关于其中的部分名相上也因为误解了宋代温陵《楞严经要解》的诠释而错改了引用。本论在分析了包括子璿《义疏注经》、仁岳《熏闻记》、怀坦《集注》等宋元现存《楞严经》注疏的基础上,重点对"修行阶位"中关于"阶位数""乾慧地""单复十二"等问题的不同诠释和诠释分歧予以分析和研究。透过查看佛经经典诠释的不同,而更加明了诠释行为本身的意义,即是诠释者在诠释过程中完成自我与被诠释文本在所处时空或语境中的关联和统一。     

经典的无限性意味——张栻“维经无穷”理念新解

传统儒者对于经典以“笃信”为首要原则,对其的诠释不能违背它的本意,这种缺乏批判视角的立场似乎将经典意涵的诠释封闭在了一个“有限性”的空间之内;但是儒家经典还具有“无限性”的一面,它是通过“言外旨”和“知行互发”的思考共同打开的广阔意义空间,张栻将其称之为“维经无穷”。这个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它要求诠释主体创造性的参与过程,因此张栻对经典的阅读者和注释者分别提出了具体的不同要求;其二,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涵咏体味”、“拈出眼目”等经验性的经学思想表述实有其背后深刻的学理依据;其三,它揭示出诠释者的“气习”直接影响着经典“无限性”空间的丰富开辟方式,这对反思经学诠释与中国哲学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