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是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他一生著述颇多,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学"思想的排斥,以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福泽谕吉还提出"脱亚论",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实际上就是"脱儒"。福泽谕吉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排斥"儒学",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其思想的实质,就是想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独立,发展日本之文明,使日本尽快强大。福泽谕吉继而站在了"国权主义"立场上,拥护"天皇制度",积极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造舆论,极力倡导"脱亚入欧"论,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反观“国学热”

"国学热"的兴起反映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温与重构,以及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学在复兴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要趋利避害,以真正弘扬传统,振兴国学,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公益”概念辨析

目前国内普遍将西文public welfare、public interest等词与中文"公益"对译,实属不妥。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留冈幸助将"Public Welfare"译为"公益"以来,学界均按此译法进行使用,自此中国和西方有了方向相同的"公益",但内涵却差别明显。从中西不同文化的发展视角来考察"公益"概念的历史演变,并结合诸多学者的理解,对公益的概念主要从其含义及基本特征进行把握。因此在对译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分析具体语境,同时也要注重中西方语言的对接。     

日朝通信使笔谈中的朱子学辩论

宋代以来,朱子学在引领中国本土思想潮流的同时,对东亚思想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发展境遇却截然不同。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开国时就被奉为"国学",始终享有"独尊"地位;反观日本,却呈现出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导致日本学者在与朝鲜通信使开展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在认同朱子学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其他哲学思想的追捧,不可避免地与朝鲜通信使产生思想交锋。通过《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即《支机闲谈》《长门癸甲问槎》《对礼余藻》三种文本,可探究日朝两国文人朱子学思想的异同,进而考察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具体发展脉络。     

简论“实学”作为日本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基础

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在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时,日本较为迅速地实现了近代转型,而日本传统思想中的"实学"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本文从"实证主义意义"与"对人性的现实主义态度"两个视角出发对日本传统实学进行了考察,并从这两方面出发讨论日本传统实学在日本近代化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前者开阔了日本知识人的眼界,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务实而非盲目怀疑抵触的态度来对待东渐的西方思想,而后者则使日本知识人更为顺利地摆脱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传统儒学政治思想转而接受以制度约束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而为日本的近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汉语“心理学”一词是如何确立的

在19世纪70~90年代的中国,当指称"mental philosophy"与"psychology"时,译者主要使用了"性学"、"心理(学)"、"性理(学)"、"心才学"、"心灵学"和"心学"等6个名称。据现有史料,尽管汉语"心理学"一词由执权居士于1872年首译,但当时并未受到中国学人的重视。现在通行的汉语"心理学"一词是来自日本人西周,经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于1902年以后被普遍使用。汉语"心理学"一词在这场"比赛"中能够最终胜出,内因是既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又为避免将一门新兴学科等同于旧学科从而产生"新瓶装旧酒"的误会;外因是中国新学科体系在创建时深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影响。     

论梁启超国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路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长达14年。在最初的几年里,梁启超国学研究以批判中国文化、批判中国人奴隶性为主。而受日本国学影响,梁启超亦开始正面评价中国文化,认为国学即一国"所以立之特质",希望"淬厉之而增长之"。而对美欧社会的实地考察,梁启超感触极大,促使其国学思想有了根本转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主张"中西文明化合论""心物调和论",并提出了"四步走"的方案。梁启超晚年,更是希望"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把"求智识"与"求道术"结合起来,强调要"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是梁启超对自己一生学术反思的结果。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国粹”与“国魂”——弘扬中华伦理价值 重铸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文化出现复兴曙光之际,我们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崇尚道德的精神,这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国粹"。当前文化建设的核心是重新反思我们近百年来受到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着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群体和他人价值导向、义以为上的道义追求、义务为本的责任意识、等差礼让的人际伦理、人心自律的主体精神,只有重新弘扬中华文化的这些核心价值观,才会为民族唤回灵魂,才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凝聚力,才会为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粘合剂和调和液,真正重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     

汉译佛经对德川日本兰学翻译的借鉴意义

德川中后期,日本兴起了一场借助荷兰语翻译介绍欧洲近代科学知识文化的西学运动,即"兰学"。从事兰学翻译的学者积极向汉译佛经求法问道,从作品形式到具体知识均有实际参照。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汉译佛经确有其切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

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就国外毛泽东学专家关于毛泽东与两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比较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主要概述了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受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西方思想家不自觉的"共鸣"这两个阶段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了其结论的缘由和依据.他们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西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探讨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但是,有些学者比较极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新井白石与朱子学

<正> 由具原益轩和西川如见确定了朱子学经验理性主义的方向后,德川时代以后的朱子学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一般地来讲,将整个宇宙视为理的贯通而进行阐述的朱子学体系已被中断,之后,朱子学开始了分化,并从中逐渐形成了古学。关于古学的形成,这样讲虽然是无错的,但这决不是说朱子学的全部,统统地都被古学吸收了。朱子学仍然作为朱子学说继续存在着,其穷理的经验理性主义化却逐渐地得到发展而明确起来。西学的传入,使经验理性主义更加容易理解,在儒教文化中,理作为近代科学传入的媒体,加深了其内在的自觉性。德川幕府末期的佐久间象山等人就是具有这种自觉性的典型,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出于朱子学者的立场,而是通过古学者荻生徂徕的思想,加深了对西方医学的优越性的理解。即便是接受这一思想并将它传入日本的杉田玄白,成为他思想媒     

“国家神道”概念再考——以加藤玄智“国家神道”论为中心

"国家神道"作为近代日本兼具政治和宗教双重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驱使日本国民参与战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近年来,部分保守派学者以《神道指令》为依据,企图歪曲"国家神道"概念,开脱战争责任,并以此对日本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进行历史性修正。然而,《神道指令》中"国家神道"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加藤玄智,其"国家神道"论,原本便包含着鼓吹"忠君爱目"精神的内容,爱国之精神,并从实质上赋予"国家神道"以日本"国教"的地位。     

由马克思“世界文学观”看文化“全球本土化”

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关注文化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流动、作用与影响。我们将马克思"世界文学观"放在世界文化史中考察,发现其有三种模式:西方为主体的跨文化模式;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交互模式;间性文化共同体模式。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对传统文脉采取批判性继承,对异国文化采用开放式借鉴,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处在两种张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张力)结构之中,处于两种张力中的文化主体面临文化招损和文化受益的价值抉择。中华文化既受惠于世界文化又要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是文化"全球本土化"的中国实践。     

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理论缺失

本文以江户古学派中的伊藤仁斋为研究对象,在仁斋批判中国朱子学的视域下,探讨古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其中,朱子学中的太极、天理、理气、心性等"形而上论",为仁斋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面对朱子学的庞大而细密的思想体系,仁斋虽以"道为人伦之道"为立论之基,试图完全解构朱子学的"形而上论",但在此过程中折射出其古学体系在哲学层面的理论缺陷,凸显出仁斋的理论困境,而这一理论困境正是江户儒者的共性。从这一层面考察,它对全面理解仁斋的古学思想,当有所裨益。     

方东美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方东美指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讲究"和",道家的和谐精神通过"有""无"双回运行体现,并对儒家和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西方文化重视"分",这种价值观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说,形成于中世纪的神人"恶性二分法",发展于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

"轴心时代"本身是一个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假设,而非事实性概念,用来说明公元前6~4世纪时希腊文化的某些特征在东方文化中也同步发生,以证明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个概念本身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及其内在的种种其他问题,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有不少西方学者指出。然而,许多华人学者却依然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性概念来论述中国哲学的诞生,不免是"削"中国本土思想之"足",以"适"他们理解的西学之"履"。本文在梳理此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种种问题的基础上,以余英时近年的有关论述为例,来阐明上述观点。     

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试图将基督教社会与伦理原则跟社会主义的平等精神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它在19世纪兴盛一时,在西方有一定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不利于我们对西方社会主义历史全貌的了解。本文探讨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论述其代表人物及思想,以及基督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