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想与实践

<正>罗汝芳是明代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旨归的学术思想和"以讲会乡约治郡"的伦理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中或流荡虚无而近禅、或"不复为名教所羁络"的狂侠倾向,促其回归平实和正统。罗汝芳这一归宗阳明学正统、以"圣谕六条"化俗治乡的学行取向,也体现在他有关乡约的思想和实践中。自北宋蓝田吕氏兄弟倡行"乡约"以来,以礼教化俗乡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就成为宋元时代儒家     

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本文将乡村建设运动置于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在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与公民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目标也构成清河试验围绕"区域"理论而展开的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早期燕京学派学者界定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的边界,并以"乡约"为底本构建了适应于中国历史民情特点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他们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清河试验区的组织建设中去,通过推动运销合作社、地方新闻业等社会事业,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地方自治的可行形态。     

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阳明后学乡约教化的特色与实践效应

制定、推行和参与乡约是贯穿阳明后学地方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共同的学术传承和移风易俗的社会追求使得阳明弟子在乡约事业上共同参与、相互支持、相互借鉴,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在明代基层社会掀起一场以乡约为载体的乡村教化运动。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最大特色是它所展现出的鲜明的阳明心学色彩,他们将举乡约视为一项拯救乡村社会世道人心的"治心"举措,要求约众以戒慎恐惧、省察克制之心时刻警惕自身的细微恶念,特别重视"良知"在践约实效中的关键作用和特殊意义。阳明后学将阳明思想那种专注行为主体内心的严格细致的修养功夫作为推行乡约的精神要义,在民间社会开辟了一条面向一般民众、可具操作的成德路径,推动了阳明学说尤其良知之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落实与认可。这种以心学为精神内核的乡约道德教化又与当时乡村社会秩序重建、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圣谕、根深蒂固且信众广泛的民间宗教、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诸要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不断推动着晚明民间社会教化活动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新文创”理念指引乡村重塑乡愁之美

乡愁之美的重塑是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乡村价值彰显的必然。乡村文创是连接传统乡土价值守护与现代乡土时尚创生的桥梁,对于重塑乡愁之美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新文创"理念对于乡村文创产业振兴而言,更具操作性、拓展性与包容性。在此理念下,乡土文化的价值跃升奠定了乡愁之美重塑的基础,乡村文创IP塑造的故事性,迎合了互联网时代具有生命倾向性的自我选择需求,同时,"新文创"的系统性思维,则强调依托乡愁故事内核完成多元的文创形态拓展,进而形成全方位、立体的乡村文创景观,促使人们在体验中感受乡愁之美,在感动中达成文化认同。     

村庄选举与治理中的乡政权--以江西田下村为个案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乡村社会的贯彻与实施 ,引发了乡村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然而 ,由于《村组法》遭遇村庄基础的不同 ,使现实的乡村关系颇具复杂性。本文所反映的则是 ,在现实的乡村关系中 ,不仅存在着乡政权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主动介入 ,还包含着村庄对乡政权的主动依赖。由此 ,建构一种乡村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便显得尤为必要     

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研究——以台湾地区新港乡为例

妈祖信俗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本文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简要梳理了台湾地区新港乡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的发展概况,并对新港奉天宫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进行了分析,进而阐明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促进大陆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     

胡瑗“明体达用”辨

胡瑗之学今多被概括为"明体达用"。该说元代始见,流行则要迟至《宋元学案》成书之后。历史上一般以"明体适用"称之,而胡瑗本人则罕论体用。胡瑗"明体达用"之说,是将胡瑗理学化的产物。在"明体"内涵逐渐被理学家窄化的同时,"达用"又因理学此方面稀缺而被日益夸大。胡瑗被理学化,源于中国古代重治体轻治法的传统。     

治术变革与治道重建:资源流变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出路

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村学与乡学

在近代政教危机的大背景下,思想界认识到"政"与"教"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团体做载体,政教关系继而演变为体与脑、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这也为我们阐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的乡村组织工作提供了新的角度。梁漱溟一方面继承传统乡约的伦理教化精神,另一方面融合科学、民主要求,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新乡约,即"政教合一"的村学与乡学。其中,地方德高望重的尊长与外来知识分子承担教化和教育职能,本地行政领袖与民众试行自治,从而实现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的新联合,脑与体结合为灵活、有力的有机体。最后,本文提出,不能依据功利的标准评判这项实验的成败,应当浸入时代思潮,返回梁漱溟的内心世界做同情式的理解,而"无所为而为"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儒家精神以及佛家的慈悲心,是体悟行动的内在意义的关键。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发展研究

台湾妈祖信俗与传统乡土社会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个以妈祖信俗为核心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并孕育产生了丰富的地方文化艺术;受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新媒体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妈祖信俗与当代乡土社会的互动进程不断加速,其交织面也越来越广,除却民众日常的宗教信仰生活之外,也波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深入影响各行各业。妈祖信仰的政治化、商业化、遗产化、国际化也反过来加速了妈祖信俗在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其形式与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呈现出后乡土时代的特征。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结合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妈祖信俗是台湾乡土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治理的"整合器"、经济的"助推器"及运行的"规制工具"。当代台湾妈祖信俗传承与转型所累积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其教训需要吸取。     

导演审美意趣与影视作品的“雅”“俗”呈现

影视创作属于"集体创作",每个创作者都会对影视作品的"雅"、"俗"持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导演作为影视创作的灵魂人物,其审美意趣,更会深刻影响到影视作品最终的"雅"、"俗"呈现。导演的审美意趣分别指涉两种不同的作品美学风格:"精致高雅、含蓄诗意"的雅致之美、"理性感性、能指所指"的中和之美、"严肃深刻、艺术创新"的永恒之美;或者"民间民俗、通俗易懂"的平实之美、"充溢情感、绚丽视觉"的张扬之美、"轻松愉悦、商业时尚"的流行之美。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景观规划探析——从“大设计”理念出发

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农村建设成了全国的热点事件,这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乡村在发展的同时,许多问题依旧存在,其中就包括农村环境的问题,虽有改善但仍然不美,乡村景观的设计仍要改善。文章依据乡村景观设计的相关研究,结合国家有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及政策,通过对乡村景观的研究阐述了乡村景观在地方发展上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大设计"理念指导下对乡村景观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适宜的解决方法。     

越南北部平原乡村村口门楼的建筑艺术

村口门楼是越南北部传统乡村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乡村村口门楼建筑主要出现在一些北部平原地区,如北宁、北江、河内、南定、兴安、太平等,这些省市有农耕文化和乡村文化。这些地方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乡村都为自己建设了村口门楼。过去,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独立区,是封闭式的,所以乡村村口门楼是为了维护乡村治安而建的。与榕树、竹丛、村井以及亭院等一起,村口门楼建筑已成为越南乡村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