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以法治国”思想辨析

《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不是将法治绝对化,而是深刻认识到了法治与农业经济、德治以及法律实施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是法治的基础,主张“富民”是法治的前提;同时认为法治是实现德治的保证和手段,二者并不排斥;还强调公开、严格、公平地实施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略论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他辅佐齐桓公,以法治国,涵及治农、治政、治军、治贪、治商工等方面,使齐国由弱变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为现代的“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法治一元与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是一元的,法律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l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偏离对法治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乱。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

“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作为儒法之争的焦点,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传统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涵,应当辩证吸收。鉴古知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礼"的法伦理学视角解读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道德：“建设”还是“发展”

基于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在相应的文化、社会、教育及伦理条件下形成的“道德建设”的理念,在现代化条件下遭遇挑战.适应多元、多变、多样现代文明的“多”气象的“道德发展”理念,是现代文明体系下把握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     

道家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及借鉴意义北大核心SSCI

道家思想对中国两干多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认真借鉴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理念,对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于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历史沿革,认为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崇尚法律的法治观念、制定彰显正义的法律制度、落实法律主治的治国方式。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文化发展的传承性、文化发展的开放性等四项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与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结合。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经权”观念检视

“经常”与“权变”(简称为“经权”)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价值观念 ,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实践智慧。经权思想最早是在春秋时期明确提出的,在孔子和孟子那里 ,它成为一种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的“权变”观念及其实践运用存在着三个明 显的问题:“经常”多而杂,无法实现基本的坚执；“经常”所体现的是王权统治的需要, 而非民众的意志；无“权变”之定规,掌控者有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空间。构建中国当代价 值观需要更新传统重“权”轻“经”的“经权”观念,在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普 遍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法制意识和自律意识。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论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问题

<正>近代以来,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类似说法亦见于《管子·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西学源于诸子说"的盛行,使得薛福成、黄遵宪皆认为先秦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殊途同归。不料这种观点引起了沈家本、严复等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明确主张法家"法治"乃"专     

“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唯一的逻辑”引发的困惑与质疑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岳霖先生以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唯一和普遍的逻辑学观念,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否认逻辑与文化的联系,坚持逻辑的唯一性和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唯一性与普遍性,这些是提出“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依据。上述观点将会面对由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学学科性质以及逻辑史所展示的事实所引发的诸多困惑与质疑。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依附于人类的文化,即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当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状态时,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共性,也有由民族地域不同而显现的个性。在中国,先秦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尺度与治国纲纪的构想、建立和实践,它的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中的经验。以“类同”为依据进行“以类取,以类予”推演的“推类”,成为先秦时期逻辑思维中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同时也成为先秦逻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逻辑学是有别于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研究中国逻辑离不开对欧洲传统逻辑的借鉴,在这种借鉴研究中,应用比较法的关键有三：第一,被比较的诸对象都把与之相比较的对象视为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对立者或规范者;第二,在见其同异中,比较以见其相异乃更为重要。第三,对研究对象的异点给出制约因素的分析,就中国逻辑研究而言,就是“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     

中西方“诚信”文化的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诚信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 ,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 (熟人 )信任所构成的道德范畴 ,强调的是伦理性 ;而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诚信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 ,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 ,体现了平等、自由与正当权利的法治精神。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诚信危机现象 ,既有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失灵问题 ,又有法律诚信的缺失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 ,实现传统伦理诚信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法治精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法治国家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培养全民族的法治精神。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精神元素:法天立道、忠诚法度、秉公执法、赏罚得当等都是对法治精神的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应该处理好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吸取、发扬、发展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思想,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夯实文化根基。     

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

“情理”这一特殊范畴表达了儒学与中国化中一种情理交溶,以情为源和本,以理为鹄和用的特有化精神。基于传统社会的情理精神与现代理性精神是相冲突的,建立在情理精神基础上的人治传统更可能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试论中国现代慈善基本理念

现代慈善理念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应当树立“资本精神的财富观、超越性的大爱精神、契约精神、责任与权利并重”的四大基本慈善理念.     

论宗法制度对我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的基础。根源于宗法制度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等方面无不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形成了以轻法律、重人情为特色的伦理型法律文化。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对宗法制度的学习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