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礼法并用"的再探讨

《管子》所代表的"齐法家",较之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其中儒法结合的倾向。学界将这个特点称之为"礼法并用"。在本文中,从人性论基础、治理方式和"道统"观三个角度入手,认为《管子》中言"礼",很大程度上是从综合手段的意思上来说的,以教为本的意思不强。在这一点上,与先秦儒家的"礼"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因此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对等起来。较为准确的认识,应该是"礼治"与"法治"并存于以法为本的政治体系当中。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论李斯《督责书》与法家思想之异

李斯《督责书》与先秦法家思想有重要差异,长期以来却未受到应有重视。李斯《督责书》的"督责论"阉割了法家形名论,"深督轻罪"观念与法家的"刑罚观"有别,"拒谏"主张是对法家相关观点的歪曲,"纵欲"主张与法家要求君主"节欲"相反。李斯《督责书》忽略、甚至歪曲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成份,表面上是张申、韩之说,实则尽歪曲之能事,对后世人们正确理解先秦法家思想产生了无法挽回的误导作用。     

“三达德”之变体及其历史意义

先秦儒学以仁、智、勇为"三达德"。武士之勇以行动为目的,武士自身成为工具;谋士之智以获胜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孔子在二者之上镇之以"仁",揭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兼具仁、智、勇"三达德"的君子必将从道不从君。商鞅、韩非试图以法家理念重新拆分三者:"仁",被简化为"亲亲"而不能推及仁民爱物;"智",被束缚在国家机器中成为处理行政事务的"贤"而不再具有是非之心;"勇",在军功爵之名利诱导下以行动为工具追求"尊",其哲学根基是人的行为必基于欲求。由此,法家以欲求构建制度,国家结构被二分为"尊亲"与"忠贤",尊爵被皇亲国戚垄断,其内以亲亲之爱维系;小圈子之外则明尊卑等级,以忠贤之德为晋身之阶。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超越传统的尝试:《吕氏春秋》与法家

超越传统的尝试：《吕氏春秋》与法家修建军众所周知,法家思想是秦国自孝公时代商鞅变法以来传统的统治思想。而且,可以这样说,秦能统一六国,直接得益于法家思想,同时,秦朝仅二世短命而亡,也因之于对法家思想的极端运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成书于秦国即将完...     

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初探《宗镜录》中的真心修行观及其意义

佛教根本的修行观主要是围绕着一心展开,了达一心,也就是觉悟了"本性清净、自性清净心",也就是成佛,所以真心就是"自性清净心"。由于描述本心的文字有所不同,所以应当按照佛陀所说的理论来阐释真心的修行观,而真心的异名都由"真心"统一起来。《宗镜录》中的真心修行观强调在"以心为真心、清净心"的基础上进行阐述,而真心修证观则强调从"顿悟渐修"到"顿渐圆修"的自修方法,借用"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中的"知"从自悟的原则来进行描述,可以看到,延寿的修行观也与解脱观紧密联系。     

《管子》法家两派说

现存《管子》一书部分篇章被认为属于法家系统著作。一些学者认为《管子》是齐法家的代表,甚至认为《管子》以齐法家政治思想为主导,其特点是"法教并重",强调《管子》法家与商、申、韩等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思想有别。而另一些学者则将《管子》中的一些篇章与三晋法家同等看待。事实上,《管子》中的法家作品应分属不同的两派,一派体现出"法教并重"的特点,可用"齐法家"概念概括;而《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明法解》《正世》等7篇则并不体现"法教并重"观念,应属于三晋法家一派。     

从子夏问《诗》看《论语》中所见文质观——兼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价值转向

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人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     

《管子》为杂家著作考

《管子》书非管仲所著已成学界公论,但其具体著者和成书年代当前却无一致认识,同时《管子》书的学派归属问题也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认为,《管子》为齐国稷下部分学者集体创作而成,其成书于战国晚期。《管子》的学派归属既非"齐法家",亦不是"道家黄老",而是先秦杂家。《管子》对于中国哲学、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所体现出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当代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时代的价值。     

先秦纵横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纵横家有自己的"学术",这种"学术"就是合纵、连横二派对对方思想行为的批评,和他们对其他诸子学派思想的继承与扬弃。纵横家对儒家仁、义、忠、信、孝、廉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对道家老子及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家杨朱学派及其杨朱后学的思想,对墨家"非攻"的思想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与否定。纵横家与法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对法家申、韩之学的肯定和赞扬,与一般史书上所谓申、商法家"刻暴寡恩"的评价尤其不同。先秦纵横家的思想理论,最终由《鬼谷子》一书进行总结与批评。《鬼谷子》从纵横权说的角度对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的思想学说进行全面的批评和扬弃,而对道家和阴阳家之阴阳对立转换的思想观点,则有更多的吸收和借鉴。     

“严夷夏大防”抑或“重君臣大义”?——《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论语·八佾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有两种解释:一为,文化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一为,夷狄还有贤明之君,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解决这种疑难从句法结构入手,是正确的办法。先秦与此相关的句子,有三种结构:前两种是,"NP+不如+NP"结构和它的变式"(VP+)不如+VP"结构,前者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后者如: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第三种是,"NP+不如+NP+之+VP"结构,如: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我们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特殊的"NP+不如+NP"结构,它与"NP+不如+NP+之+VP"结构似同而实异:"夷狄之有君"对应的是整个"诸夏之亡(君)",而"纣之不善"对应的是"是";即,前者对应的包括"之+VP"(之亡)而后者不包括它(之甚)。先秦两汉典籍中存在的诸如"星之昭昭,不如月之噎噎"一类句子也能证成此说。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孝道实践的情理张力及其克服——以《孟子》"怨慕"的考察为中心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论《管子》法治文化软实力与当代社会治理

《管子》法治思想萌生于先秦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总结并汲取了先秦诸多法家学说的基础上,糅合了齐国历史现状与社会变革需要,形成了独具特色兼有开创性与时代性为一体的法治思想。管仲等适应齐国社会变革与社会治理的需要,确立了"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的法治核心,践行了"以身先之""法不二"的法治原则,形成了《管子》的法治思想体系。《管子》法治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伴随者齐国的历史崛起,影响深远,其所倡导的"德法结合"的法治精神,对当代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下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指导意义。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帛书《要》篇史官之“数”的内涵探究

先秦时期的巫、史,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职能上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帛书《要》篇言及巫史之辨,以"数"作为巫、史治《易》的区别所在。巫者幽赞于神明而示吉凶,史官明乎数而推吉凶。先秦史官所处自然理性发展的新时期,又主"天官"掌有天文历法之职,天文历法又指称为"数"。随着近些年彝族十月历的发掘,使得远古历法得以重见天日。而《系辞传》所载的"天地之数"更与以天干为分类体系的十月历法特征相符,使得先秦时期易数与历法的关系的探究更近了一步。历法、占筮的目的皆在于"授以民时",顺时而动,于此可知《要》篇史官之"数",即为天文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