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学的诠释特色——兼论朱熹对程颐的批评

朱熹以《易》为卜筮之书绝不是泛泛之言,而是关联着他对《易》文本自身特点的认识。其在具体阐发中不乏新见。尤其是基于卜筮之书的这种定性,对卜筮和道理的内在关系的分析,以及通过假托说以弥缝《易》教"洁净精微"的诠释,均极富特色和新意,值得关注。     

朱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理学意蕴

<正>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极为重视,他常教导学生为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进而指出:"为学只在‘明明德’一句"。(朱熹,2002年,第十四册,第433页)他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内涵丰富而思想深刻,是他运用先秦儒家学说与宋代理学思想分析和探讨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质的全面总结。经过朱熹对"明明德"的诠释,这一原本只是普通政治道德的概念,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熹大概43岁开始一直到晚年,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这里的易、道、神.朱熹认为易道神是从天的角度来论,相应地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心性情.借用程子的易道神话语来阐发其心统性情思想,这是朱子对程子思想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朱子的诠释下,“易体”非“...     

朱熹的天下理念——以易学诠释为中心

“平均如一”与“各得其分”构成朱熹天下理念的规范性主张。朱熹易学对“称物平施”和“各正性命”的解读,是对天下理念的进一步说明。天下秩序是包含差异性的统一秩序,处于秩序中的万物将复归其本然的理想状态。天下理念承认万物理想状态的差异性,认为个体在实现其理想状态的过程中不应限制他者的实现。天下理念的当代价值在于尊重不同文明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要求自身的实现不应阻碍其他文明的发展。     

宋代经学诠释与朱熹对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

"士志于道","道"与儒士同一而又超越,而"道"的呈现必然仰仗"经"的媒介。所以,作为关乎儒士终极关切的经学诠释学,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存在论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论诠释学。当朱熹以"心性理"的诠释为仁义之道设定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绝对基设之时,儒士所一直寻求的儒学终极关切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构建也得以完成。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朱熹论“梦”的理学意蕴——兼论“孔子不梦周公”之辨

梦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历代文人对梦的意蕴都作了自己的界说,其中最能总大成的当属朱熹。朱熹从梦与理气、梦与心之动静、梦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解释,一方面总结了前人对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从理学的维度赋予梦以新的意义,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朱熹对张载、程颐、胡宏等人关于孔子晚年不梦周公的分辨,也揭示出理学家们在理学观点上的分歧。对朱熹的梦说作深入的分析,亦有利于对理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朱熹鬼神论的理论张力——以《中庸》“体物而不可遗”的诠释为例

本文以《中庸》鬼神章"体物而不可遗"为线索,探讨朱熹对此句的解释中存在的两重可能性。首先,"鬼神"为物之"体",此"体"为经验意义之先在与构成之意,然而朱熹还以《中庸》之"诚"论"体物而不可遗",如此则"体"变成"体用论"之"体",这可能是受到了张载"天体物而不遗"的影响。但最终,只要我们区分"鬼神"与"鬼神之德",以前者为形而下,后者为形而上,那么上述两种"体"都能得到很好的对应而不存在问题。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与“吃菜事魔”北大核心CSSCISSCI

吃菜事魔是南宋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宗教团体。吃菜事魔所涵摄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理学文化术语中去,成为理学思想建构的主要设计思路。朱熹围绕"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与南宋吃菜事魔教派所隐含的摩尼教教理在致思路径上有一定的可比性。南宋反理学者以"吃菜事魔"为口实对朱熹学说及其学派的攻击,将其比作"吃菜事魔"群体,也是出于两者在形式上的相近性。理学群体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异于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做派,给予攻击者口实。朱熹本人对吃菜事魔这种底层精神景观持一种严厉的排斥态度。他最关心的是这些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以及终极诉求,当他发现吃菜事魔者是儒家生活理念的异类的时候,他的反对态度是决绝的。     

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

朱熹一直强调从自家身心上理会的学问才是"第一义"的,他将"实践-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四书>学诠释方法.与"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相比较,他的"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具有强调诠释者的实践主体性、表达诠释者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体现主客统一的现实性等一系列特征,故而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经典文本的理念性与生活实践的现实性之间的之间矛盾.     

从“关系”的思维模式来探索朱熹宇宙本体论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关系范畴”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近代以后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受到西方一些思想的影响 ,而以西方的思维模式来说明理学的范畴 ,最终丧失了理学本来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因此 ,本论文要论证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共相”和“殊相”不能说明朱熹理学的本来意义。本论文试图用“阴阳 ,动静关系”范畴来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 ,说明阴阳两个体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个体性 ,而另一方面也维持相生的整体性 ,并进一步说明个体必须以整体为依归 ,整体必须以个体为前提。     

论朱熹“致中和”的方法论

“中和”范畴受到历代学者的广泛关注 ,然“致中和”的命题在朱熹方法论中才得到深入系统的阐发。朱熹由“中和”问题切入 ,在反复探讨、最终解悟中和之旨的同时 ,建构了以中和为人生根据和终极目标 ,以“致中和”为根本原则 ,以“致中”(主敬涵养 )与“致和”(格物致知 )两方面的工夫由积累而贯通、内外融合 ,既各致其功又相资互济为根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既集两宋理学方法论之大成 ,又为普通学者提供了可资遵循的下学而上达的规范和途径。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及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朱熹易学推理的主导推理方法是"推类",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推类"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按照爻变的数量将此规则分为七种具体情况,其中,"二爻变"与"四爻变"的推类规则是通过"形式化"的"例推"方法而得出的。借助西方传统演绎逻辑方法对朱熹的"例推"方法进行辨析,能够对其有更加明确的理解。朱熹的易学"例推"方法所展现出的"公理意识"与"演绎精神"被运用到其"推策数一法"及理学思想当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易学"例推"方法对探究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发掘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朱熹与孔子“有德无位”事件

在儒学史上,孔子"有德无位"是一富有张力的触及孔门存在根基的思想史事件,朱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在传统朱子学中一直未受到重视。本文研究表明,朱熹对孔子"有德无位"事件的解释主要是在其《中庸》学中完成的,有意义、性质与原因三个解释向度,这些解释为朱熹选择理想实现途径以及确立生存角色提供了依据。     

论朱熹对艮卦的阐释

朱熹对<周易>艮卦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将卦辞"艮其背"解释为"止得其当止之所",由人的身体动静之规律而论道德实践行止之定律;强调"只是道理所当止处",反对人事所为中任何私欲的汁算对"道理"的遮蔽,提出艮卦"主静",并由"静"的吉凶训诫上升到"中有定止"的义理推明.这些阐释不仅反映了朱熹通过易学诠释对其哲学理本论的积极建构,而且体现了其理学视域下昕凸显的儒家价值取向,即对群体、社会以及宇宙生命的终极关怀.     

朱熹《大学章句》“诚意”注解定本辨析

朱熹晚年对《大学章句》"诚意"章多有修订。他放弃了原来把"毋自欺"理解为要人在几微毫厘处做工夫,以求达到十分为善的思想,而最终把"自欺"理解为人知道应该为善以去恶,但内心所发之意念有所不诚的心理状态。朱熹对"诚意"章的修订,理顺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之间的关系,使"诚意"章全篇文义通畅无碍。朱熹最终把《大学》经文"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中的"诚意"注解为"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