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奔跑的大象：超特大城市的敏捷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超大、特大城市不断涌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城市管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组织、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方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超大、特大城市高度复杂的治理问题,我们亟须构建新的理论,探索更加灵活、敏捷的组织形态,推动城市治理转型。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建构了一个敏捷治理的框架,该框架包含十大治理要素,将计算机软件工程中的敏捷方法引入政府治理的场域,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本文进一步以厦门疫情防控为例,指出敏捷性治理要素是厦门疫情防控成功的关键。敏捷治理不仅仅适用于非常态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在风险社会中,面对日益复杂和动态的政策环境和棘手的政策问题,发展敏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完美治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

在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已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要继续改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将完美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完美治理不仅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丰富多彩的当代基础;它强调所有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改进来追求治理的永无止境的动态完美。提出完美治理,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需要,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理论化当下治理实践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需要。推行完美治理,必须建立完美文化、完美信念、完美目标,必须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必须实现道器的完美统一,必须实行精式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无限可能的治理和永恒创新的治理,必须建立完美制度。只有彻底为完美正名,切实推行完美治理,我们才能真正向建设完美国家和完美社会的完美目标不断逼近。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

改革初期,国家对城市的治理主要是单位制模式,中国工会服从并服务于这种治理模式,以企业工会为主要运作载体,参与企业治理;改革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出现,相应地,中国工会确立了一种"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模式,其实质是以地方工会为主要运作载体,积极参与地方治理。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青岛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的产物,是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性质的过渡型社区,如何实现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化同构同行、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青岛市黄岛区村改居社区的实证研究,分析现阶段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发展接轨易、融合难的矛盾,并引入元治理理论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城市治理的元主体作用,有效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难题,以实现村改居社区的市民化、现代化、城市化转型。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家治理的空间向度及其意蕴

空间治理研究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是空间的治理转向,二是治理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为理解国家治理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拓展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进路。从空间与治理双向互构的角度,能够更好地把握治理的本质和空间治理的意蕴。空间在国家生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建构的产物,并因治理建构而具多样性。探讨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揭示空间向度之于国家治理的独特意蕴,有助于锻造治理共同体、填补治理缝隙和促进空间均衡发展。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体现为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由于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所以在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之下,运动式治理很难在政策工具中被摒除,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也成为国家治理范式转型的艰难所在。但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具有突出的局限性,从而使"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制度化治理。     

基层大数据治理:打造活力政府的新路径

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浪潮,与以往各类微创新不同,基层启动大数据治理意味着将在撬动部门核心利益、颠覆传统人才结构、建构系统性联动机制等方面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南京栖霞区通过在"掌上云社区"中植入"爱小栖"这一政务机器人,已首尝基层大数据治理模式。当基层政府有能力应对和建构大数据治理的全域观、主体性、结构化、精准度和安全感等,那么大数据治理的外部输血功能、自我造血机制和全身活血路径将有机会激活基层政府,使其焕发青春活力,并可全方位重塑政府形象。     

志愿服务的道德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志愿服务是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其道德属性可以理解为:志愿服务的特征体现了道德的特征;志愿精神体现了伦理精神;志愿服务体现了以"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志愿服务是学雷锋活动的拓展;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体现。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抓手,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途径。     

论村级治理中的复杂制度

为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形成了以监督和制衡为主要目标的村级治理复杂制度。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迁之中,且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农情复杂,复杂制度的学习与传递导致复杂制度效率递减,并因此产生了普遍的制度化简。基本制度复杂化和复杂制度化简说明,没有脱离环境与时代条件的完美制度,好的制度的关键是在复杂与简约、制衡与效率之间达成平衡。     

我国宗教治理要遵循国家治理的大原则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国家治理指出了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一个组成部分的宗教治理,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本文探讨了人民利益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法治原则对我国宗教治理的指导与约束作用。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治理

社会治理有多方面的含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层面是服务,这既包括对有需要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直接服务,也包括以改善他们的困境而进行的政策倡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其发挥治理功能的机制是网络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要真正有效地发挥网络型服务治理功能,需要政府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工作机构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而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会促进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