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道德评价理论研究

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不能是理性,而是道德感;同情原则是道德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休谟忽视了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其道德感理论存在着理论困难,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休谟不能理解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以及他没有意识到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评价的重要性。     

论休谟对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改造和发展

为了有效驳斥以霍布斯为首的狭义人性自私论，以及通过任何外部原则建构道德哲学的理论学说，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哈奇森在莎夫茨伯利的基础上完成了道德感理论的系统化工作，建构了普遍的仁爱观。然而，哈奇森没能很好地解决通过情感为道德奠基的根本问题，即如何有效克服情感的主观性，这导致道德感理论的可靠性遭到质疑。为此，休谟在情感框架内部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休谟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对于道德感理论发展历程的理解是极不全面的。本文旨在对休谟工作的整体进路作出详细考察和深入剖析，并对其理论价值作出客观评价。     

从道德感到道德情感——论休谟对情感问题的贡献

从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感(moral sense)到康德的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情感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不再落实于经验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与道德法则相关联,成为可以被先天认识的对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休谟的同情概念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由道德感到道德情感,期间的变化并不只是由经验的层面转到先天的层面。本文通过分析休谟同情概念的旁观者视角,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另一层影响,它使康德的情感概念不只是成为一个先天概念,还获得了与认识领域的界分线,情感以一个从感知觉中摆脱出来的独立因素出现在道德领域。     

同情与道德判断——由同情概念的变化看休谟的伦理学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休谟有关文本的细致和建构性分析,本文力图证明,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并没有如诸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以一种哈奇逊式的"广泛的仁慈"取代了《人性论》中作为道德感源泉的同情,并因此退回到传统道德感理论。相反,通过结合同情与仁慈,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克服了《人性论》中关于同情的纯粹联想式解释所引发的困难,从而更为清晰地界说了同情在道德情感的构成中的关键作用,并因此完善了他的同情的伦理学。由于道德感仍然被视为同情与自然仁爱结合的结果,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也继续坚持了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路径。     

同情与道德判断——由同情概念的变化看休谟的伦理学

通过对休谟有关文本的细致和建构性分析,本文力图证明,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并没有如诸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以一种哈奇逊式的"广泛的仁慈"取代了《人性论》中作为道德感源泉的同情,并因此退回到传统道德感理论。相反,通过结合同情与仁慈,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克服了《人性论》中关于同情的纯粹联想式解释所引发的困难,从而更为清晰地界说了同情在道德情感的构成中的关键作用,并因此完善了他的同情的伦理学。由于道德感仍然被视为同情与自然仁爱结合的结果,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也继续坚持了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路径。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哈奇森论道德的情感之源

哈奇森认为,道德的根源不会来自外在于人的外在自然,也不会来自人的理性、知识、最高者的条律以及利益,只会来自人的情感。作为道德判断的对象,情感构成了道德判断的起点;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感官是唯一的判断依据;作为道德判断的结果,对人的情感以及受到情感推动的行为的激发是道德判断的唯一目的所在。     

论斯洛特道德情感理论中的“先天”

迈克尔·斯洛特是美国当代规范道德情感主义和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道德情感主义既不属于传统经验主义,也不属于传统理性主义,而是融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具有独立身份的情感哲学的一个分支,集中体现了西方传统道德情感主义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的创新性发展。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原因在于斯洛特给道德情感主义注入了"先天"成分。若无"先天",传统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就不会在当代得到复兴,更不会在复兴过程中把自身理论建设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以"先天"为对象,本文分析了它的含意,并探讨了它对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构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与意义。     

道德判断的基础:同情抑或仁爱——论休谟的第二《研究》之谜

由于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淡化了对同情的刻画并强调仁爱在道德中的作用,因此他在后期是否以仁爱取代了《人性论》中的同情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并由此退回传统的道德感理论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休谟始终将同情,尤其是广泛的同情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仁爱并未取代同情的这种基础作用.相反,无论是在《人性论》还是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仁爱都对同情具有依赖性.此外,休谟之所以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对同情和仁爱做了部分调整,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同情对道德判断的基础作用.     

休谟论道德的基础

休谟的道德哲学主要致力于对道德基础的研究。他通过对理性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的分析,得出道德决定于情感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看作理性在道德领域的自我限制,它对元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苏格兰启蒙初期自然法体系的演变:从普芬道夫到卡迈克尔再到哈奇森

苏格兰启蒙初期,普芬道夫自然法体系开始传入苏格兰。其中,格森·卡迈克尔对普芬道夫著作在苏格兰学界的推广功不可没,而且他对普芬道夫文本的注释也为苏格兰的后续学者提供了全新思路,哈奇森便是受其启发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哈奇森之后,苏格兰学界的自然法体系开始呈现与传统自然法体系完全不同的理论倾向,并染上了启蒙时期苏格兰特有的情感主义色彩。普芬道夫采用的是启示神学的体系,认为善恶由是否遵守自然法来界定;卡迈克尔则把对上帝的情感植入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体系之中;到了哈奇森,他的整个自然法基础都建立在道德知性的能力之上,而行为动机、情感更成为了道德判断的主要对象。     

道德动机的道德心理学诠释路向

区别于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哲学的道德心理学并不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为目标,而是通过研究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来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动机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以澄清"欲望"和"理由"这对概念为内在前提,深度考察"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激发和行动者的实践思考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并非我们能否直接被某些考虑激发起来行动,而是激发行动的考虑在本质上究竟是认知状态还是非认知状态,这也是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为“情感”正名——论舍勒对西方伦理学传统的超越

西方伦理学发端于古希腊,自肇始之日起,就陷入了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两大传统之争中。理性主义将理性视为道德的基础和来源,把人的情感当作主观的东西排除在伦理认识之外。情感主义虽然认为情感才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基础,试图扭转情感与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建基地位,但是对"情感"的理解带有自然主义的痕迹。舍勒"面向具体情感本身",通过现象学考察,来发掘情感的本质,揭示出"心有其理"。一方面,由强调"情感先天",突出"情感"的伦理学意义,舍勒实现了对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另一方面,由释解"情感"非自然主义的内涵,指出情感的在体性,实现了对以休谟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传统的超越。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麦基的实践道德选择与道德内在重构——基于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解

休谟道德哲学是否暗含着一种实践道德的倾向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麦基基于狭义的道德,修正休谟的效用与约定的概念,创造出一种休谟式的实践道德体系。其中,麦基赋予休谟道德哲学的实践认识是否合理,他所建构的规范伦理学体系是否自足,以及如何从当代规则后果主义的视域中审视麦基的贡献与不足等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思考。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     

论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现代价值

学术界过于宽泛地理解“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如果以此来概括儒家乃至中华文明,则无疑是一种贬损,但这个已被污名化的标签在道德虚无主义时代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道德主义虽有一定的局限,亦不废其伟大。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走向道德主义,一是历史因缘,二是圣贤之功,三是道德之于人世的根本意义。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正好可以克制现代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有助于重建人伦世道和社会共同价值,并进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奠定基础。     

休谟伦理学中的共识理论

休谟在其伦理学中声称,道德判断不是来自个人情境式的或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情感,而是来自人际间某些稳定的和通用的观点,即共识。这就引起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判断似乎成为对过去经验归纳的因果理性活动,这与其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主张相矛盾;第二,休谟认为人类一切情感都是自足的,却又矛盾地认为由同情而来的共识优越于情境式情感。对休谟同情理论的重新分析使得以上两个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首先,共识实质是对社会公益的同情,这一根本规定决定了道德判断最终是一种情感而非理性活动;其次,建立在普遍而稳定的同情的基础上的共识是道德感的唯一来源,其优于其他情感之处就在于共识中内含着对个人和社会长远利益的反思以及对道德考察对象效用(苦乐感)的合理预期。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