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恺晚年行书手札探微

以杨仁恺行书手札为依托,通过分析杨仁恺晚年行书手札的技法特点,进而剖析其学书之路以及技法渊源,并根据杨仁恺相关资料得出其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原因。这些原因的合理分析,不仅可以梳理出杨仁恺行书手札风格的形成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对当代书坛起到启示作用,从而得出正确的学书之路。     

迩议米芾行书中的美感

米芾是北宋的书法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他在书法方面成就最大,尤其擅长行草书。米芾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他在继承古人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文章通过对米芾的学书历程和他行书的笔法、结体、章法、墨法的研究,以及笔者临摹他的行书的一些体会感受,从其笔法、结体的多变和章法注重对比、重视整体气韵的特点中,总结出了他的行书对笔者创作的笔法、字法、章法等方面的启示和影响。     

米芾行书风格分析

宋代书法的最大突破就是行书,而米芾则是宋代行书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八面出锋",或是"集古字",米芾对于行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受到苏轼提点之后,米芾的行书更趋向于魏晋风度,所推崇的"真趣""自然"也使米芾的行书走向宋代书法的巅峰。     

行书艺术瑰宝——以“天下三大行书”为例

书法是一种精神艺术,其创作过程也是抒发性情的过程。汉字书法作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对后世影响深远。飘如游云的王羲之,正气凛然的颜真卿,乐观旷达的苏轼,成就了三大行书的巅峰艺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文章旨在通过三大行书的比较解析,探讨其共性及迥异,推动我国行书艺术的蓬勃发展。     

浅析宋代“尚意”之风在行书创作中的影响

自晋代以来,行书创作在宋代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时期,而这次革命的精神内核是“尚意”,作为代表人物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他们在行书创作中的见解有求同存异之处.苏、黄的行书作品饱含人生的顿悟,而米芾的“尚意”之作,则是源于厚积薄发的艺术修养和扎实的学古基础.     

《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探究

颜真卿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其作品《祭侄文稿》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针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进行分析,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颜真卿的生平及学书历程;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法特点;颜真卿《祭侄文稿》的艺术价值与影响;后世学习《祭侄文稿》的意义。试探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分别从历史背景、风格、价值、影响等方面相互结合分析,探究其书法艺术。     

苏轼人格气象的易学解读

东坡解易,本儒家“刚健有为、厚德载物”之精神,又博取道家“超然旷达”之思想,在北宋诸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其核心主旨是:“学以致道”,“有心于学、无心于得”而得之;无心应物似水之元形而随物赋形,故苏轼崇尚水之外柔而内刚,从而旷达与执着成为苏东坡的人格追求;既注重德行又关注功业,崇德在于立业,通过德性修养从而有所作为于社会,实现由内圣向外王的转化。     

中国画的用墨特点研究

在中国画创作中,用墨是最基本的技法之一,用墨有方才能将画作的精髓完美表现出来。自古至今的书画家在用墨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讲究,因此在新时期下想要更好地传承中国画,必须要掌握其用墨的神韵。文章将对中国画的用墨特点进行研究,希望可以为中国画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行书创作中的常见问题探析

从古到今,写得飘逸流畅、潇洒多姿的行书作品总是深得人们的喜爱,历朝历代的文人书法家几乎都擅长写行书。时代发展到今天,书法已经渐渐退出了实用的舞台,但行书的艺术魅力仍然光彩依旧,还是有很多人痴迷行书和钻研行书,但是很多人在临帖的时候虽能将范字写得较好,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却总是举步维艰,难以适从。文章列举了大多数人在行书创作初期常见的几个问题,针对行书创作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     

赵之谦篆书笔法及诸体融通之研究

<正>在金石学的兴起和碑学书派的迅速发展的影响下，赵之谦将北碑用笔与篆书的体态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从赵之谦篆书风格的演变及其取法来源入手，以赵之谦篆书《许氏说文叙》为例分析其篆书用笔的基本特征，并将其篆书、楷书、隶书、行书四体的笔画做细致的对比分析，从而体现出赵之谦将篆书笔法融入到其他书体中的论点。一、赵之谦篆书笔法的来源及其基本特征赵之谦年幼聪慧，“二岁，即能把笔作字。稍长，读书过目辄成诵。又好深湛之思，     

溥儒行书联探析

溥儒作为近现代书画界的奇才,早在民国时期就与张大千等著名书画家齐名。比较而言,溥儒的行书艺术成就最高,这在其行书楹联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溥儒行书楹联充分表现出了其深厚的帖学功底和魏晋神韵,不仅字字遒媚隽秀,笔墨空灵,更通过意境深远的对联内容,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表达了溥儒的美学追求和高超艺术成就。     

近代碑派行书的母体——北魏《石门铭》刻石

《石门铭》作为龙门十三品中的一个代表,历来被书法家所推崇,这不仅仅因为其独特的书法格调,更源于《石门铭》刻石中所蕴含的行书因素。文章从《石门铭》在魏碑中的地位、《石门铭》中包含的行书因素以及其所涵养的碑派行书大家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让观者从不同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石门铭》。     

论苏轼的净土信仰

苏轼以“东坡居士”自称,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关于苏轼和佛教的关系,人们一般都注重研究禅宗对于苏轼的影响,或是研究苏轼与禅林的交游。实际上,苏轼有极其浓厚的轮回转世信仰和净土思想,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苏轼的净土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相信自己的前身是一个僧人;他多次施舍财物以造作阿弥陀佛像,并且作了不少颂佛诗文;他为死去的亲人、朋友作水陆道场,以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兹据《苏轼年谱》［１］,并参以有关资料,细考苏轼生平有关西方净土的事迹,请大德专家指教。轮回说是佛教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教义之一。苏轼…     

王铎行书赏析

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兼擅楷、行、草、隶,王铎书法主要成就为大轴长卷的行书和草书,他虽宗二王,又自出新意,造就了独特的艺术风貌。他的书法对清初及当代书法影响颇大,并在日本书坛中掀起波澜。对王铎之行书进行探析,努力找到他是如何将行书推陈出新的,以便人们能够更好地审视王铎书法创作的意义,从而重新认识王铎,并从中得到书法艺术学习创作的启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书法艺术实践活动。     

一部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专著——钟来因的《苏轼与道家道教》读后

今年5月,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我省学者钟来因的专著《苏轼与道家道教》。虽然该书返销大陆数量极少,但我还是有幸通读了该书全部内容。全书紧扣苏轼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从各个阶段、各个层面有力地论证了苏轼尊儒崇道、不信佛禅的本来面目。作者站在新的时代重新审视、理解、评述苏轼。因此,细读全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苏轼,活生生的苏轼。     

苏轼的书法作品构成与特征分析

分析苏轼的书法作品郭恒与特征,有助于学生和研究者更好地认识苏轼的书法作品,并且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学习到知识。     

佛教“圆融”观与苏轼书风关系研究

关于苏轼书法艺术,历代都有人予以赏析、评价、研究。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关注佛教的"圆融"观在苏轼书法艺术中的体现,寻找书法与佛教义理的关联性。苏轼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庭氛围、与佛僧的交往、自身境遇等方面与佛教相关,这些都为寻找苏轼书法艺术与佛教相联系提供了资料。通过"圆融"书法品评观、创作观对苏轼的影响,以及对苏轼作品的解读与研究,逐步理清苏轼书法艺术中与佛教"圆融"观念的统一性,以及所蕴含的具有佛教意味的"圆融"之美。     

特有的艺术性和实用性——浅谈行书章法

行书具有简洁、快速、美观、抒情写意的长处而独领风骚,成为书法史上发展最快,名家最多,群众性最强的书体,相沿至今.行书是介于真、草之间的一种书体,是楷书的快写,是楷书的流动,具有较大的实用性.     

苏轼美学思想试盘点——兼说普生新著《我说东坡》

苏轼"文理自然"的美学观,主要体现在"物各有主"的自然美、大爱惠民的社会美、千古绝唱的艺术美三个方面,"文理自然"的美学观贯穿于苏轼的整个文艺创作和言行举止之中。涂普生的《我说苏轼》一书紧扣这个中心和要点,对苏轼的美学观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多侧面的探讨。     

道法自然 古朴烂漫——略谈刘锁祥行书的艺术特点

正刘锁祥是知名的书法教育家和书法家,擅诗、书、画,其书法成就最为显著。诸体皆能,行书尤佳,受到书道同行的广泛认可和书法爱好者的喜爱。众所周知,由于行书的适用性和兼通性,以及其书写的流便性等优势,造就了行书比其他书体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需求,但同时客观上也对书写者(书法家)在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习练易,出彩难,出名更难。譬如,善帖学者,少了些金石气;善碑学者,又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