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本经文实测”两汉象数易学

焦循以文本实测为方法,在吸收汉儒升降卦变基础上,以脱离文本、不能贯通、牵强附会等为据否认了纳甲、爻辰、卦气说,重建了以旁通爻变为核心,内涵时行、相错的象数易学体系。他与同时代的王引之等人一起开启了乾嘉以后从汉学内部反思和检讨汉易的思潮。焦氏以文本为尺度,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注经时所表现出的弊端予以一一评析和驳斥,力图透过反思和检讨象数之学,剥离象数之学的层层迷雾,还原其易学真实意义。这对于深入探讨汉易、推进象数易学发展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焦循只看到了汉代象数易学在解经中的弊端,未揭示出汉易以象数解《易》之弊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易传》"观象系辞"的误读,即夸大了象在系辞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圣人并非完全以一一对应方式依象作易辞,而是以一一对应方式以象解易辞,这就必将陷入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境地。因而他对于汉易的许多评价仍然缺乏深度和高度。而他的象数易学虽不同于汉儒,实质上是用一种象数易学取代另一种象数易学,宏观上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和超越汉代易学。     

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易学解释

王氏父子的易学承接清初顾炎武易学之端绪,以易学文本为旨归,通过理解和解释《周易》经传文本的字词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他倡导因声求义的方法,发现《周易》二十四个通假字,提出了"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增字解经,排斥脱离文本的象数解经,更反对为解经随意改变文本等,有别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而独具特色,对于《周易》疑难卦爻辞文字解释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以文字学方法解《易》的巅峰,为后世解释易学文本意义提供了典范。然而,王氏父子对于易学乃至经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的层面上,未能由此开显出义理,是其缺憾。他们反对远离文本的汉代象数,却以汉人卦气说反对其纳甲、爻辰、旁通等说,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王弼易学“象”“意”理论渊源考析

王弼易学中的"象""意"理论,其学术渊源可溯及两汉乃至先秦。《易传》提出了"立象尽意"的"象""意"观。此"象""意"观由先秦传入汉代,成为汉代易学家治易的一条重要原则。王弼将此说改造为"意以象尽"。西汉新易学构建了宇宙生成论,提出了"理生象"的学术观点。王弼据此阐发了"象生于意"的"象""意"说。审视王弼易学"象""意"理论渊源可知,王弼并非否定卦爻象的作用,更不是舍"象"而不谈,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整体总结、反思易象与易义之关系。     

《周易·系辞传》“象”概念初探

一、前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偏向于以具象的、具体的物为思维活动的支点,这在文字的构成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在哲学的表达上则惯用具象的字句,表现抽象的概念,而构成这种所谓"形象思维"的要素不外乎"言"、"意"、"象"三部分,其中"象"在《易》中更是重要与关键的一项内容。然而历来之易学家对"象"皆有其见仁见智之看法,或有两汉易学之泥象,视'"象"为神意的代言人;或有王弼易学之扫象,视"象"为传"意"的工具而已;或重视'理"与"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如朱熹认为"理"是"象"的形上依据,"象"则是"理"的外显形式。故今回归原典,据集中讨论…     

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

王弼通过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讨论创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易》原则,这是王弼将易学诠释重心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关键。这个原则是王弼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庄子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言不尽意"理论,对易学当中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王弼以本体论的视角来解读《周易》,认为在《周易》中存在无形无象却又统御万物的形上之道,他通过"得意忘象"将对道的体悟转化为对圣人之意的认知,并以此沟通形上本体与形下世界。提出普通人与圣人五情同、神明通,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作为普通人理解《易》之义理的新方法。     

朱震易学思想述评

朱震是两宋之际著名的易学家。其易学的主要特征,是以象数学为易学之正统和基础,着重阐发象数易的理论,但同时兼顾义理,主张象数为基础和以义理为归宿二者并行不悖。其易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以体用论阐明太极,乃是易学的最高范畴。二是注重变易及其原理。从象数学的体例看,则表现出以"变"为主体内容,以卦变为基础统率易学相关体例的特点。三是以义理为归宿,表达了作为宋代易学家的人文情怀。朱震试图从理论上将象数易确定为易学之正统,这对于恢复两汉象数易学、推动宋以后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象数易道论纲

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汉代的象数易学通过改变卦序结构,附会律历之学,在阴阳之气的基础上运演阴阳五行的结构变化以体现"一阴一阳"之易道(天道),这种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因象以明理:论程颐易学的“卦才”说

程颐提出"因象以明理"和"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的象义关系,在此基础上融汇《易传》各种解经体例,提出了他的"卦才"说。卦才说崇阳抑阴,尚中正,重时势,注重时、位、才的整体性关系,体现了对王弼易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就诠释实践而言,卦才说能够抓住一卦的主导意义,为解读卦爻辞的所以然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指明了道路。换言之,卦才说为程颐解经提供了沟通卦爻象与卦爻辞的桥梁,使其能够在注解经文时大加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但不得不承认,《伊川易传》注文往往诠释过度,存在远离经义的问题,这与程颐对卦才说的过度发挥有密切的关系。     

清代乾嘉学人论宋儒“图书”易学

清代乾嘉学人继承了清初以来批评宋儒"图书"易学的学术传统,但是也表现二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是通过批评宋儒"图书"易学这一途径来完成向汉易探求的转换,同时对其"先天"、"太极"之学所显现的思想内涵也着力予以维护,其"图书"易学本身已由文献的真伪诘辨,逐渐转向阐发其思想内涵的价值,并且从哲学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图书"易学。二是从本质上颠覆了宋儒的"图书"易学,虽然貌似回归传统的象数之学,事实上却是创拟了一种有别于宋儒"图书"易学的新"图书学"模式。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朱震所述易学传承谱系之管见

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从汉代经学式的文本传承转向了儒家之道的传承,知识的传承不再依靠师生和文本的传授,而是直承孔孟儒家之精神。《周易》作为宋代理学建立的根底,是儒家思想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献来源。朱震作为二程后学,精研《周易》,基于理学和易学发展的角度对易学传承谱系重新梳理,叙述了传自孔子的象数义理之儒家系统和宋代始自陈抟的图书系统,确立"北宋五子"在易学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并以《程氏易传》为本,融合张载、邵雍,采取汉魏以降的易学观点,试图建立融象数、义理及图书为一体的庞大的易学体系,以弥缝易学天人之道。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由四个面向观马一浮易学

本文以《系辞上传》"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二句为引线,分由"象"、"辞"、"变"、"占"四个面向,观察并探讨马一浮的易学特色、风貌、主张及阐易焦点。全文依次提出马一浮"观象"的五个特点、"玩辞"的三项要义、"观变"的两大面向、"玩占"的三点观察,以见其全面且多元的阐易概况,象数为源、义理为重的易学倾向,观照经传、尤重阐扬"十翼"的丰富内涵,积极体究、通贯融会的阐《易》精神以及心贯万事、致力存心养性的易学核心。并由此以小见大,验证易学于马一浮哲学体系中确乎扮演要角,而透过其精湛开阔而又契会甚深的易学见解,亦可略窥其足堪为当代新儒家开路先锋之一,洵非无因。     

来知德易象说及其意义

论文从易学起源、易学本质、象辞关系、象理关系论述了来知德以易象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来知德易学提出易起源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立象系辞、假象寓理,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批判了王弼和宋明儒者重理不重象的倾向.来氏的"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主宰者理",是言理主宰世界一切,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的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象数思想.     

从出土文献看京房“六十律”及“纳甲”说之渊源

西汉著名的象数易学家京房以"言灾异"著称,其说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氏易学也因之与当时共同立于学官的施雠、孟喜、梁丘贺之易学传统有明显的区别。"纳甲"说与"六十律"说是京氏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以往学术界对京房"纳甲"及"六十律"说之渊源无法给予明确的判定。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与《日书》相关的资料,特别是清华简《筮法》中的相关内容,为我们厘清京氏二说之渊源提供了结实的证据。据以上资料可推知,与京氏"纳甲"说密切相关的"五音六属"说在战国初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而与其"六十律"说密切相关的"六十甲子纳音"系统的形成应该不会早于战国之初。这些内容在西汉初期至中期一直在民间流传,直到"灾异"说受到重视,京房易学成为官学之后才被官方接受并公开流传。     

黄以周的易学追求——兼论黄氏“汉宋兼采”的原则

黄以周是晚清经学大师,但他的易学成就并未被足够重视。本文旨在分析黄氏易学"汉宋兼采"的原则及其易学宗旨,指出黄以周研究《易经》的宗旨是回归孔子,即孔子通过《易传》阐发的"道"。回归孔子的解经方法是"以传解经"和"以例明传"。与此同时,黄氏论述了"汉宋兼采"原则的必要性。黄氏"汉宋兼采"的原则体现在他归纳的《易》例上,而《易》例必须基于《易传》指示的义例并以《易经》的经文作为客观的文本依据。     

试论张惠言礼象解《易》的学术创新

以治礼学和易学为务的清代学者张惠言,受启于郑玄以礼解《易》思想,确立礼象解《易》的治易视阈。这一视阈体现着张氏易学研究上的一定创新。其一,视阈确立本身同其以礼治进路创新清代实学形态的课题分不开;其二,礼象解《易》本身是对义理解《易》所注重的对形上之理进行玄解之治学方法的一种"解放";其三,礼象解《易》本身也是对郑玄易学的创新。总之,经过综合创新的张氏易学以虞翻消息说取代了郑氏爻辰说,以阴阳二气的消息归正实现宇宙社会秩序,并把体现为宇宙秩序的"天地之序"作为礼治的天道基础和治理典范,以这个基础和典范贯通礼学和易学,把易象诠释成礼象,以更好地开显《易》书里的"推象应事"的礼治智慧。     

《周易》与竹林玄学

竹林玄学以义理易学为主导方向,但是在汉代"象数"问题上存在两种态度,一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持宇宙气化论,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诸多因素,有神秘文化倾向;二是以向秀为代表,继承了王弼的贵"无"本体论与义理易学,比较彻底地否定象数,反对神秘文化,开启了西晋义理易学的发展方向.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符号学视域下毛奇龄易学“推易之法”探析

从符号学视域看,毛奇龄易学逻辑思想是以"类聚群分"为基础,通过"推易之法",构建了以"聚卦""半聚卦""分推卦"等为内容的语形推理系统,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象辞"之"所指"进行了语义诠释,对《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的经典筮例进行了语用推理解析。毛奇龄"推易之法"是对中国古代易学逻辑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易学逻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