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运动、时间、空间

一、物质和运动不灭的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甲:前一时期,你写了两篇有关宇宙论哲学问题的论文(参见《有关宇宙论的哲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论所谓物理的第一推动》,载《科学》39卷2期)。你论证宇宙无限的重要理由,是认为物质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消灭,运动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消灭。但是,有关物质和运动不灭的问题,近来也有些异议。所以,有关宇宙的无限性问题,在论证上还是有缺陷的。除非这两个“不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不宜贬低孔子——与蔡尚思先生商榷

<正>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出版后,蔡尚思发表了题为《不宜抬高孔子》(载《书林》1986年第1期。以下简称《不宜》)的书评。1987年1月27日,匡老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以下简称《如何》),主张对孔子评价要坚持“三分法”。随后,蔡老又发表了《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载《文汇报》1987年3月10日。以下简称《也谈》),提出了不同意见。拜读了二老的大作,深受教益。同时,也有不少疑问。我想,既谓“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那就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既“不宜抬高孔子”,也不宜贬低孔子。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向二老请教,祈不吝赐教。     

兼济的普贤行——沈家桢《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的提要》读后

印度故总统拉达克里什南教授在他的《印度哲学》(第1册,页464)引巴利藏《中部经》说:“佛陀的体系不是一种‘见’或哲学,而是一种乘或车乘,一种导致解脱的实际方法”。尽管后期的大乘论师为应付复兴中的婆罗门教的挑战,高谈本体,崇尚玄学,佛陀当时对本体的问题只报以缄默,对玄学的思辨也认为无济于事,如有人中毒箭,不听医者救拔,必欲先知彼弓为柘为桑,弓弦为筋为丝,作箭镞者为是何人;不死何待!佛以“离生死苦,得解脱乐”(《水忏》卷上)为教,实事求是。“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则佛不说;“不可说者则不说,可说者则说;当如是持,当如是学,佛说如是”(《中阿含经》卷60,《箭喻经》;《大智度论》卷15)。大乘佛教所称的“梵行”即菩萨行,也即是“兼     

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我国古代思想史常常涉及“和”、“同”。“和而不同”是一种作人的道理,也是一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要求思想家既不能同前人思想雷同,又不同他人思想绝对对立,而是既有所继承和吸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大思想家大多兼综百家,同时又有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为后世思想家所继承。文化思想的创新关键在于独立思考。中国古代有成就的思想家都对独立思考非常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今天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古代“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优秀传统,并增加新的内容,以利于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遗产。     

也谈"古代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与鲁克俭同志商榷

一鲁克俭同志在《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发表的《“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以下简称《鲁文》)一文中,谈到我“把‘古典古代’与‘奴隶社会’划了等号”,并指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事实上,不是我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而是鲁克俭同志既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又误解了我的思想。我在与段忠桥教授讨论的两篇文章(《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的《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中,确实把马…     

论孟荀的礼乐思想

<正>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据《韩非子·显学》),其中主要是孟、荀两派。孟子提出性善论,主要继承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思想;荀子提出性恶论,主要继承孔子关于“礼”的学说,发展为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治国之道。同时,他们也分别从“仁”和“礼”的侧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一、孟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孔子一样,孟子的论乐文字也是语录式的,它们主要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思想。(一)“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孟子·尽心下》(以下凡引《孟子》文字均只注篇名)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告子上》曰:     

孔子所讲的仁义有没有超时代意义?

<正>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仁,有人说是礼。据我看,这两种说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正确地说应该是仁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两条根据。第一条是《庄子·天道》有“孔子曰:要在仁义”。当然,《庄子》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这句话不必真正出于孔子之口,但是,说它是当日学术界的共同看法,可无疑义。否则庄子是不会这样说的。第二条是《易·说卦传》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当然,这句话是孔子说明《易经》中的卦的,不能就看作是孔子自己的观点。不过,这同孔子贵时、贵中一样,孔子思想肯定是受《易经》思想的影响。不然,说孔子思想与《易经》思想暗合,亦未为不可。     

也谈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适用范围”问题

在目前国内多数逻辑教材、著作和文章中,矛盾律(亦称“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表述虽有一些差别,但所表达的基本含义大致如下所述: 矛盾律: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关系)上对同一对象的思想(有的书上仅指命题,下同)和它的否定不能都是真的; 排中律: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关系)上对同一对象的两个相矛盾的思想不能都     

谈韩非《解老》中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韩非子》中的《解老》篇有两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一是《解老》开头几段文字对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评论,与韩非反儒的思想是否存在矛盾;二是在“工人数变业……”一节说“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与韩非“法与时转则治”的变法主张是否抵牾。有不少学者把这两个问题归结为《解老》同韩非思想体系的矛盾,主张把《解老》从韩非作品中分离出来;也有学者认为《解老》实际上是“以儒解老”。由于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韩非的基本思想,又涉及到《解老》的真伪,所以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     

为什么《墨经》的“明同异”是“正当性”思想

广义的《墨经》所说的“明同异”概念不仅是一种逻辑学理论，更是一种正当性思想。在战国“诸侯力政”和大国竞争的情况下，《墨经》正是通过辨别语言和行为的同异、对错、是非、善恶等，希望重建伦理与社会的正当秩序。“明同异”作为《墨经》的“正当性”思想，既包括辨别名实是否一致或相符，从而为正当命名确立统一的规范；也包括评判言论主张的是非、好坏，从而为正当言说与辩论提供清晰的标准；同时更包括通过判决“利害”与审查“治乱”,来确保道德行为与政治秩序更加普遍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论孔子仁说及其相关问题

“仁者人也”,据我看,是孔子自己对其思想核心的仁字所作的正确的解释.此义详见《中庸》“哀公问政”章.当然从古文字来看,仁字有几种写法,造字时取义都是什么?可能有人知道,至少,我不知道.但是,《说文·人部》的仁字,我敢断言,一定是孔子使用过的仁字.许慎在仁下说“亲也,从人二.”我看许慎的解释与孔子的说法完全一致.为什么呢?因为《说文》仁字构形为“人二”,即两个人.这两个人,其一是表示自己,其二是表示与自己面对面的那个人.当然,面对的那个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代表集体,或者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亲也”则表示人对人应当亲爱,不亲爱就不是人.从字形来看是如此,从字音来看,与人正同.实际上,这个仁字的形和音,已表明它的意义应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文》心部恕下说:“仁也”,无疑就是依此取义.     

也谈“除非”与“除了”

《逻辑与语言学习》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除非”与“除了”》一文(以下简称《关》文)提出:“除非”与“除了”是两个意思相近的表示条件关系的关联词语。认为“除非……才……”与“除非……不……”两种格式表示的意思完全一样;“除了……才……”与“除了……不……”两种格式表示的意思也完全一样。这些句式中的“除非”和“除了”都可以用     

对“是………的”句式的一点质疑

《逻辑与语言学习》1984年第2期《“的”字词组的构造与功能》一文谈到,“是……的”句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是”为动词,表示判断,“的”字跟它前面的词语组成“的”字词组,作“是”的宾语(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判断句——笔者)。另一种情况是,“是”为副词,表示强调,“的”是语气词(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动句或形句——笔者)。这两种情况即两种句式有时不易辨别,文章提出了两种区分方法。一是用“抽出法”:表示强调的“是……的”可以抽出来,全句结构不受影响,语义不变;表示判断的“是……的力不能抽出来,抽出后要么句子结构不完整,要么语义有变。一是看否定形式:表示判断的“是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学术讨论会简介

广东省哲学学会和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于今年初在广州再次举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六十多位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提出的“两变”命题是科学的命题。对“两变”命题的意义和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既不要随意“拔高”,也不能低估。大家除了从“两变”命题与哲学基本问题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关系上进一步探讨了“两变”的含义外,着重就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     

《周易参同契》作者新证(一)——从史料鉴别看《参同契》为齐人所著

本文根据有关《周易参同契》传世史料的性质和时代先后的不同,将其分为“唐五代以前的原始材料”和“宋代以后的考释材料”两部分,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表明,《参同契》成书于汉代,是多人合作而著;其作者的籍贯有会稽说、鲁国说、郐国说,而世传娄敬著《参同契》及“三圣”“异人”等均无可稽考,所谓“鲁国鄙夫”是原文,“郐国鄙夫”不可靠,“会稽鄙夫”一语,不能确证就是吴越会稽。我们发现所言各家,除魏氏外均为齐人,而魏氏所在的会稽这个地名,也是源于齐鲁。所以,《周易参同契》乃是齐人所著。     

阴阳与政教:关于四时五行合流何以可能的再考察——重读《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诸篇

四时与五行相配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一个思潮。我们对于这一命题的把握既需要审视阴阳、四时、五行的传统渊源,也需要从西汉时期阴阳五行融合的完成态反向回溯。在《管子》诸篇中,四时五行相配时也呈现不同的思想形态。我们从阴阳二气与"五政苟时"两个角度来理解四时五行相配何以可能的问题。《四时》与《五行》篇中呈现的两种思想形态差异与《管子》同《礼记·月令》系统在四时五行相配问题上所产生的差异很不相同。阴阳(四时)五行合流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并存在形态差异则与战国中后期普遍存在的政治改革思潮、理性祛魅思潮、区域性月令系统差异有关。     

“内涵”和“外延”的误用

逻辑学的术语,常常被人曲解和误用,请看: 1.我们在给一个词下定义的时候,应力求释义准确无误,用语简明扼要,既不能信手添枝加叶,也不能随意缩小原有的外延和内涵。(《中国语文天地》1987年第4期第23页) 我们知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或称“反变关系”),即概念的外延愈宽,则内涵愈少;相反,概念的外延愈窄,则内涵愈多。所以,要想同时缩小“(某一概念)的原有外延和内涵”,这在形式逻辑中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内涵”只能说“减少”,不能说“缩小”。) 2.随着历史的发展,衣服的式样、种类也不断变化、增多,出现了褂、襦、衫、裙、裈、袴等名称的上衣和下衣。这样,“衣”和“裳”的内涵扩大了,它的概念也变得抽象起来了。(《语文知识》1988年第1期第28页)     

恽代英的孔子观

<正> 据《恽代英文集》和《恽代英日记》所载,恽代英已刊、未刊的关于孔子研究的文章有《我心日中的孔子》、《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以及他在日记中记录的研究心得。这些材料虽不是研究孔子的鸿篇巨制,其对孔子的评价也未必人人赞同,但其研究态度之公允,方法之科学,不仅在当时(“五四”前后)高出时论一筹,即至今日也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概括言之,有以下几点: (一)评价孔子不要各执一词,既不能要求孔子的言论“没有一句错的”,也不能认为“没有一句不错的”。恽代英说,孔子的学说,自然不尽可信,但他确是“苟有所见之大学者”,对     

《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自相矛盾例析

(一) 1991年3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发表邓小平同志《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文所加的按语。地按语在前面说,“这篇文章”是1961年12月27日邓小平同志“讲话的一部分”,但最后却又说“讲话全文如下”。这样,作者在同一按语中,对同一篇文章,既肯定它是“讲话的一部分”,又肯定它是“讲话全文”,即肯定它“不是讲话的一部分”。而说它是“讲话的一部分”和说它是“讲话全文”,这两个论断是相互否定的,自相矛盾的。这就是说,作者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两个相互否定的思想同时肯定为真,这显然违反了“不矛盾律”,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二) 1991年2月26日《工人日报》第2版刊登了一     

从郭店本看《老子》一书的形成

大多数学者以为郭店“老子”(二千字)系《道德经》之节本。郭本文分三篇(整理者称为甲、乙、丙),但甚少学者论及此三者有出自不同手之可能。本文从三篇思想人手,继而着眼于甲乙、甲丙文间有重复处而乙丙间却无之事实,假设乙、丙分为阐发甲篇之“说”文(汉代改称“传”)。如此透视郭“老”,则乙、丙之全文皆可与甲“经”特定句段对应。证明郭“老”三篇实“经后附说”之集合。郭店一号墓闭当在公元前四世纪晚期,由此以往,下达马王堆之五千言《老子》,尚需加入数代传人之继续努力。今日《老子》本历时集体之创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