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释《六德》"为父继君"--兼答彭林先生

本文论述了楚简<六德>"为父绝君"的"绝"字应改释为"继",从古代丧服制度看,"为父继君,不为君继父",是指父丧与君丧并见时,应当使为君所着丧服次于为父所着丧服,以父丧重于君丧,体现父子之恩重于君臣之义.对彭林先生的"绝服"说加以商榷.     

《吕氏春秋》“君德”思想简论

《吕氏春秋》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治世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君德思想。治世的主体是君主,而君主的主要面向是臣和民,因此,君德主要体现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君臣道德、君民道德等三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逐一的阐释。     

黄宗羲“君臣”观辨析

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与伦理的结合。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其政治思想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而没有简单停留在君仁父慈的伦理模式之上。在此前提下,黄宗羲对传统的君臣父子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由民而联结起来的师友关系。黄宗羲的思想超越了韩非的非道德政治观,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     

论《明夷待访录》对方孝孺政治伦理的继承与突破

方孝孺由"为民立君"的政治起源学说推出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围绕君职论阐发了"为天养民""君臣共治"和"立法利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明夷待访录》沿袭了方孝孺政治伦理学中这些充满批判君主专制色彩的主张,在继承其民本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公私之辨"为线索,以君职、臣道和制度建构为重点,重新构筑了民本论政治哲学范式,其...     

《管子》“君臣篇”的领导思想探索

《管子》"君臣篇"包含着深刻的领导思想。它对君道"独立无稽""坐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超脱性、全局性、综合性等特点;同时,它从"主画之""官人不官""稽之以度"等方面阐释"为君之道",准确地把握住了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控制方面的特殊职能。"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特殊性与领导职能的深刻把握,与现代领导学观点不谋而合,对现代领导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指导现实领导活动具有启发意义。     

论葛洪的"君道"思想

葛洪《抱扑子外篇》卷五之《君道》,以儒家思想为主线,论述了"君臣"治国执政之道。葛洪的"君道"治政思想具有独特见解和系统观点,其基本思想和观点是儒道治政思想和理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程氏易传》中的“君臣共治”思想

在《程氏易传》中到处充斥着君、臣这类字眼,可见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而在众多的政治思想中程颐又特别强调有关"君臣共治"的思想,他常常将爻与爻之间的相应关系解释为政治世界中的君臣关系。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曾指出"君臣共治天下"是北宋新兴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质,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程氏易传》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反映。因此,对于《程氏易传》中"君臣共治"思想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程颐对于《周易》的解释,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程颐的政治思想。     

“忠臣尽心”:《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

《鹿鸣》作为《诗经》"四始"之一,在经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毛传、郑笺虽然都以小序"忠臣尽心"解诗,但对"忠臣"的理解有着儒法之异。毛传之解基本贴切经文,其最大的败笔是以"至道"解"周行",违背了经文用语的语言学意义。而其所释全诗主旨在于君以宾之位待群臣,群臣方以臣之分报君。这就意味着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而是尊重群臣、倚仗群臣治国,由此必然导向虚君。郑玄则竭力将赴宴者区分为嘉宾与群臣,由群臣招呼贤者成为嘉宾,并置之周之列位。于是在郑玄的经义中,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绝不容有非臣之宾师,乃是一绝对的君尊臣卑观念。     

晏子君臣观浅论

对《晏子春秋》中大量的对问材料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晏子对君臣之道的看法,既反映了前代和当代思想家们对他的世界观的影响,又影响了后世大批学者的观点。晏子生当周室衰微的春秋末期,他的君臣观既受周代礼法的影响,又有个人独特的创见,表现了晏子顺应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入世思想。     

解读贞观盛世的和谐道德生活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中,“大一统”基础上的盛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贞观盛世是这种理想的最切近的实现.史论结合地看,唐初实现这盛世的实践经验主要可归结于君臣和谐、官民和谐以及民族和谐的三大和谐道德生活.君臣和谐具体地呈现为君臣职权和谐、君臣话语权和谐、君臣关系和谐.官民和谐具体呈现为亲民利民和限制特权两个维度.民族和谐可以被理解为官民和谐的特殊情形,三大和谐共同构成了贞观盛世的和谐道德生活.     

三国时期君臣关系中的道德生活

三国时期的君臣关系呈现出一种二重化的结构,以汉献帝为中心的君臣关系和三国中各自的君臣关系.这一时期君臣关系中的道德生活就是围绕上述两重结构而展开的.在以汉献帝为中心的君臣关系结构中,忠于汉室和汉献帝的思想、行为与怀有异心、欲取汉室而代之的思想行为同时并存,体现初尽臣道和不尽臣道的明显差异.在三国各自的君臣关系中,其道德生活呈现出从正常到不正常的变化规律.     

孔门封建考：论孔门为模拟封建关系组建的小共同体

孔子教授门徒，并非只是后世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学”活动，孔门本身就是模仿封建时代君臣、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孔子“师”的身份，最初源自掌管领土、属民、军队的封建贵族，此类“师”在金文中多见。“夫子”之称，也源自早期军事贵族，周代多有领主被称为“夫子”。“弟子”，则源自宗法组织中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和宗族首领之间为君臣关系，而弟子称“徒”，也源自封建时代步行的宗族子弟。弟子加入孔门，行“委质”之礼，也是封建时代封臣对封君效忠的仪式，弟子之间的关系则模仿西周宗法血缘称“朋友”。束脩并非只是简单的“学费”，而是共同体成员同食的祭肉。君、亲、师有着共同的来源，封建宗法组织的“君”从血缘而言作为父家长是“亲”，作为首领又掌管领导和教化功能，角色为“师”，孔门则是以模拟血亲的关系，实现了君、亲、师合一的新方式，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共同体建构方式。     

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卫国出现了父子争国的风波,孔子由此明确提出了“正名”,旨在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分别对正名进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彰显了理学与心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普遍存在的天理来规范人情,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中君位的正义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则以人情来诠释天理,强调个体“成人”的先在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为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现实中则体现为明代大礼议中双方态度的对立.     

宋代君臣讲《易》考

宋代君臣讲<易>、臣民进呈<易>之风盛行,持续时间很长,因此得到封赏的人比比皆是.宋代君臣注重<易>理,并借此评论、讽谏时政,具有学以致用的意义.这种情况对宋代易学的繁荣与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韩非君主观论析

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实。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     

在君臣与师友之间——明清之际澹归今释的价值抉择

君臣之道,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纲常伦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君臣之道是怎么变迁的呢?正如有学者研究的那样,在明末,"五伦"序列发生了新的变化,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开始大大地松动,夫妇或朋友通常被置于五伦之首。在人伦之中特重师友,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明清之际"逃禅"风潮中亦出现了几乎同频而又别样的论述。对此,本文重点深入考察了澹归今释在明清之际"逃禅"风潮中有关君臣之道的诠释与表达。研究可知,澹归今释认为师道超于君道,臣统高于君统。除此之外,澹归今释借助佛教世界观中的三界图谱,对五伦进行了排序,指出了五伦关系存在的各自限度,夫妇仅存于欲界,君臣之名停留在色界初禅天以下,自色界二禅天以上则仅有朋友而已。在澹归的论述中,朋友一伦最具有原始要终的普遍性,成为伦理纲常存在的文明保障。可见,澹归今释有关五伦的论述,是在熔铸儒佛的基础上作出的杰出努力,生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观点。澹归今释的个性化声音表明,佛教文化观念对于儒家的伦理纲常固然有尊重和认可,与此同时也可以有批判与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不经意间已经具有了某些现代性的特征。希望本文的写作对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变迁、儒佛会通之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阳光下的罪恶

给心理虐待“曝光”10岁的小君每天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学,可每次放学回家,父母总觉得她的神情中带着一丝黯然和郁伤。“跟同学吵架了?”妈妈问。小君摇摇头。“老师批评你了?”又是一阵摇头。“那是为什么?”妈妈大惑不解。小君的爸爸是H城一家大商场的“老总”,算得上是     

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朱熹认可"三纲五常",惟提及次数较少,且纲常说在朱学体系中只是应用性伦理,而非本体之论。"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多种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仅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倒也充分体现。特此尊卑不是无限尊卑,乃可量化的有限尊卑。依三礼、朱子《家礼》、《唐律》、《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至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社会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     

丁若镛《易》注中的政治思想研究

论文考察茶山丁若镛《易》注关于社会政治的思考,突出论述其对君臣之道、为民教民的看法。茶山将儒家"仁政"思想和卦象的爻位联系起来,使个人身份和完满德性结合成就出理想的君臣、君民关系,儒家本体论式的价值观念为实践性的存在论所取代,形成一种独特的交互性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茶山《易》注的政治思想可被视作茶山实学思想的一个早期型态,他以儒学资源为本,将先验性的价值观念转化为经验性的现实行为和制度措施,注重将儒家伦理政治向制度落实,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试图避免性理学所造成的空疏之弊病。茶山易学在朱子易学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了易理方法,丰富了《周易》的实用价值,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鲜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