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孝伦理:形成与功用

“孝”的观念并非儒家自创,追溯其历史溯源,可发现早在夏代就已经有了孝观念的萌芽.孔子和其后继者在继承前人孝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孝伦理的内容、拓展孝伦理的作用,从而建立了儒家孝伦理的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伦理政治秩序.随着历史的演进,孝伦理的内涵几经变化,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功用,对此我们应辩证分析、合理定位.     

和谐世界理念:一种新的政治伦理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积极反应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世界观,是综合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对平等、正义、和平等普遍价值的共同追求的新的国际伦理观,是由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新的全球治理观。和谐世界理念是新的世界观、新的国际伦理观和新的全球治理观所构成的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和谐世界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网络社会伦理:一种基于责任伦理的建构

网络社会的道德活动是网络中的个人、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反映.因特网是通过人们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社会中,既是信息的提供者,又是信息的使用者;既是网络的用户,又是网络的管理者.任何人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网络社会由无数网民和各种各样的组织组成,每一个主体都处于自我、集体、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之中.要使网络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基于责任伦理控制体系的建构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社会伦理化向度之探——由"德性"而"德行"的新视角

为了弥补当代道德沦丧和意义的缺失,有必要重新寻找社会伦理化可能性路径.社会伦理的内生点从何延出?是先天的"德性"还是后天的"德行"?是个体自觉还是共同体的觉醒?社会制度化、程序化的规范伦理如何能与道德主体相一致?社会伦理能否公共化、普世化?在社会伦理的建构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由德性而德行的中间环节--常德的培养.     

“娱乐化”的“去伦理化”本质及忧思

1990s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我国传媒日益市场化、商业化,传媒领域掀起了一股娱乐化浪潮。学者们对当前的娱乐化各持己见,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毋庸置疑,娱乐化背弃媒介的道德使命与伦理认同是不争的事实,理论界不得不窨覃娱乐化的去伦理化本质,不得不担忧媒介远离伦理学基本命题后之窘迫与惶惑。因为,传媒伦理与人文关怀不仅关涉传媒自身的建设,也事关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大局,不可小觑。     

论我国公共伦理研究的三个向度及其基本范式

我国学界关于公共伦理的研究存在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研究向度,即公共管理伦理的向度、市民社会伦理的向度、政治伦理的向度,与之相应的基本理论范式是公共利益范式、公共领域范式以及公共性范式.厘清三个向度及其基本理论范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公共伦理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     

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在构建"优良的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政治主体如何就"对人而言的善和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自然成为考察政治主体伦理的一个有效向度.在现代民主政治情境下,无论是政治家和公共行政人员还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公民,需要把作为目的的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规范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政治获得一种高贵的伦理品质.     

在道儒之间:道教经典《太平经》政治伦理的儒家意蕴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忠、孝、诚信、仁等政治伦理规范,以民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君臣相须的政治主体美德,德主刑辅的政治制度伦理。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其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家意蕴。研究《太平经》政治伦理的这个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平经》这部早期道教经典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对研究整个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老庄哲学:一种政治解说

若依据现代政治学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学者几乎没有过专门的政治学论著。但是人毕竟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人是无法离开政治社会而孤立生存的。中国古代的学者们虽然没有过专门的政治论著,却又不能完全离开政治去做纯粹的学问,即使清心寡欲者如老庄也无法免俗。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学是一种比较单纯和超脱的哲学思想,然而他们却一直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也许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小国寡民式的乌托邦而已,但仍不难看出他们未能忘情于政治,逃避政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当然,老子和庄子在思想上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建构公共空间中寻求政治认同——鲍曼公共空间理论的视角

公共空间(领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公共交往和理性批判为内容,为国家政治认同提供合法性支持.鲍曼以全球化为背景,对“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后现代时期)公共空间的衰落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了引入“基本收入制度”、倡导“为了他者”的道德两条途径建构公共空间,重构政治认同的平台,寻求政治认同,实现社会团结.鲍曼的公共空间理论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性的中国如何建构公共空间、寻求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启示.     

青年马克思社会政治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青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遭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由此分享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给出了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构建中项来解决,并把这种表面的解决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解决思路的灵魂是由思辨唯心主义所提供的,最终仍然难免是神秘主义的。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分离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离和对抗,因此不可能在不打破现代世界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思辨的调和来克服,相反,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加以克服。激进民主、人类解放、共产主义都可以视作是这种克服在理论上的表现。     

儒家政治及其矫正：从激进主义到渐进主义

儒家思想在中国当前的复兴恰逢其时,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缺乏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下单凭举国对于财富的不懈追求而得到治理。然而,这一复兴并未伴随着对儒家思想当做一种政治理论可能存在的缺陷的审慎意识,如果我们所说的政治指的是一门关于治理的科学与艺术或一种公共及社会伦理。     

现代性的本质是政治: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政治,社会现代性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治现代性的支撑,如果不解决政治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从根本上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本文从中国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新现代、六个角度来论述现代性的本质是政治,政治现代性在整个现代性领域当中,占据着关键性的地位。现代化的建设,如果没有政治现代性的支持,最终是不可能完成的。     

“风险文化”:食品安全的伦理向度

我国社会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表征着从神义论向人义论的“风险社会”来临,彰显出责任意识的明显弱化、责任关系的严重错位.借助“风险社会”的分析框架及其独特的自反性现代化思想,审慎透视“风险文化”,这标示着一种新型的技术伦理向度,且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意识的促动下,人的真正自我觉醒以及人的类本性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或克制食品安全问题.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

本文在与美国主流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进行对话和点评的基础上,全面而简要地介绍了西方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理论要点、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尤其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和革命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作者本人基于多年学术研究实践基础上的反思。只有面对中国自己的真问题,才能发展出一套与西方既有理论既能对话,又有所超越的、中国学者自己的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     

政治伦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政府职能的设定、政府规模的大小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选择都取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要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就必须在新的政治伦理语境下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在四个方面角色的转变:从干预型政府向引导型政府的转变、从无限型政府向适度型政府的转变、从领导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的转变以及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