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综述

环境美德伦理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环境伦理学的新转向。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环境美德伦理的重要性,认为环境美德伦理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环境美德伦理进行重新审视,试图对其内涵、主要思想等给出一些参考性的答案,为环境美德伦理提供有力的论证。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美德论与规范论的互济共治

近代规范伦理的盛行,以及现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所引发的美德论与规范论之争,是关系着当代社会道德发展趋势及其道德建设路径选择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事实上,当代社会既不是规范伦理主宰的时代,也不是美德伦理复兴的时代,而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时代。为此,本文从人性位格高位与低位的统一性、社会秩序与人性向善的互构性、道德群落与道德多元化的对应性,探讨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道德发展趋势。     

美德伦理学视角下的“大地伦理”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但是他的“大地伦理”思想却具有义务论的理论缺陷.为了规避其理论困境,比尔·肖从美德伦理学角度重新诠释了“大地伦理”,提出了“大地美德”思想,希望通过对人的态度及其品质的关注,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为致力于“大地伦理”的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西方音乐伦理思想的梳理与反思

西方音乐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净化论音乐思想、美德论音乐思想、情理协调论音乐思想。其特点是:它是特定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和民族性格的产物,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强调从美与善的关系角度审视音乐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突出强调音乐的伦理功效,并主张严格规范音乐。西方音乐伦理思想启示我们:要重视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在音乐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要重视音乐的伦理性与艺术性的问题研究;要重视音乐的美与善的关系问题研究。     

美德的伦理化及其后果

美德在本义上既可属人,也可属于非人事物,既包含伦理美德,也包含非伦理美德。但在赫西俄德传统中,本义上的美德逐渐被伦理化了。这种伦理化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苏格拉底转向,柏拉图论美德是否可教,亚里士多德对美德进行分类,美德的缩容、扩容和嬗变以及合作性美德替代竞争性美德,公正变成美德之一种,美德成为中道或适度等,都显著地体现了美德的伦理化。从后果上来说,美德的伦理化导致了美德的理智化、"最"性的消失、遗忘自然美德、遗忘美德的本义和遗忘荷马。     

美德伦理的西方镜像与中国视差——江畅《西方德性思想史》唱序

正一、引言:道德/伦理类型学星座中的美德伦理如果说,作为一种人类自律的基本方式,道德/伦理最为典型也最为内在地体现了人类理解并把握自身生活世界——包括其经验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主体自觉性,那么,在诸种不同类型的道德/伦理中,最能充分彰显人类道德主体性的当属美德伦理无疑了。一般而言,相较于法律和政治,道德/伦理更能彰显人类自身的意志自由;相较于宗教神学,道德/伦理更能确保康德所说的"属     

现象学伦理学:开启一种新的伦理学范式——“现象学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伦理学诞生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其间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一直在缓慢地演进,从美德伦理到近现代的规范伦理,并在近两百年前基本奠定美德伦理、义务论、功利主义这三大规范伦理三足鼎立之势。1903年摩尔《伦理学原理》一书的问世,使元伦理得以与规范伦理二分天下。而理论伦理学整体又与最近五六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应     

就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万俊人教授商榷——以麦金太尔美德伦理思想为中心

在《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万俊人教授认为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是在现代性道德文化语境内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不仅在根本上误读了麦金太尔的思想,而且基于此种误读寻求的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掩盖了美德伦理原本应该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万俊人教授文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辨析,阐明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是跳出现代性道德概念框架,站在整个西方道德文化传统的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揭示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对现代性道德概念框架本身进行批判反思,并指出一种符合人类道德生活客观实际的道德探究方法,即美德伦理探究方法。     

美德与报偿——亚当·斯密道德报偿理论及其意义

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中,基于合宜性的报偿,是其道德论证的重要主题.在他看来,美德总会得到报偿,而报偿也最能鼓励和促进美德的发扬光大,因而美德与报偿的情感及社会机制,不仅涉及个体德性与幸福的实现,也成为构建公正与良序社会的重要实现方式.诠释其报偿理论的伦理内涵,对于当下伦理秩序与和谐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野外休闲的美德

A.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作为环境美德伦理的一个实例,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古典的对休闲的看法,最初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表明,为检查野外休闲提供了一个好的出发点。利奥波德认为野外休闲是重要的,而且与他的土地伦理有关系。利奥波德对野外休闲的看法,集中在对生态学教育和对美德习惯的感知作用上。当野外休闲习惯于古典克制力的美德时,就变成了生态学道德心所必需的主要美德。野外休闲正是培养那些有智力的,以及优雅的感知和审慎所必需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在好的公民身份与土地公民身份之间提供了诸种关系。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解读作为美德的感恩德性

作为美德的感恩德性蕴含了三重维度伦理关系.感恩美德德性的生成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是在三重维度的感恩伦理关系交互作用下,经过主体一系列的伦理心理环节而生成.如何增强人们对于感恩美德的认知,自觉地履行感恩美德?如何让青少年学会感恩?一是须区分作为美德的感恩与建立在利益计较、物物往来关系之上的人与人交往中的感恩;二是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于感恩美德的认知,激励人们作为美德的感恩情感;三是对于社会组织而言,须增强感恩美德的制度供给机制.     

论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

亚当·斯密既把正义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又看作是一种美德或德性.但他主要是把正义作为行为规范来运用的.亚当·斯密的正义伦理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错位,这种价值错位首先表现在主要作为行为规范的正义本来只具有底线的或很低级的价值,但亚当·斯密却赋予其德性或美德的性质与价值;其次,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表现在正义作为德性总是消极的,其德性价值的程度很低,从而与正义的社会作用极不相称.要解决正义伦理的这种价值错位,必须重建立足于人的统一性的新的德性伦理,倡导做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西方近代正当与善的分离及其伦理学后果

正当与善的关系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古代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以善来规导正当,而伦理学的近代转型则表现在确立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在近代,正当的标准是通过理智抽象来赋予个人以自由和平等权利,这使得正当获得了一个从善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标准.其直接后果是:社会正义成为政治伦理的首要价值,作为心灵品质之好(善)的美德则只有依附于正义原则的地位.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就是试图恢复对美德自身的整体思考.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有美德的行动与有美德者的快乐

有美德的行动之情感体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伦理学家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注意到有美德的行动与快乐具有紧密关联的哲学家,但其相关讨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尚难令人满意。我们认为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这种快乐源于有美德者自身所具有的良善意向的现实展开或实现而取得的某种精神满足,属于一种所谓的意向性快乐,因此我们的观点更多指向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它并不意味着一种道德精英主义的立场。把握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不仅是把握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特质之关键,而且还是把握美德伦理对恰当行为动机的强调之关键。     

何为美德：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视角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分歧不在于前者强调美德或性格,而后者只考虑何为正确的行动;相反,他们都充分注意到了道德行动对人的性格或美德的依赖。但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道德行动应该出于义务还是美德,还在于美德究竟应当依据自然目的还是实践理性来加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所代表的不仅是美德伦理与义务论的区别,还反映了对美德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解。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德伦理需要认真对待来自康德哲学的批评,回应现代人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需求,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环境美德伦理学视阈中的正确行动理论

引导行为者做出保护环境的正确行动是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但正确行动理 论在环境美德伦理学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后果主义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诉诸最好的或足 够好的后果;义务论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解释为普遍化的道德规则;而环境美德伦理学从 美德角度来界定正确行动。整体而言,环境美德伦理学语境下的正确行动理论呈现出多样化 的研究态势,但同时还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循环论证”以及“不确定性”等质疑。 澄清这些疑点,有助于推进环境美德伦理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