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基因信息隐私问题及其伦理方面

基因隐私属于信息隐私的范畴。基因信息不仅与个体相关,而且与其血缘亲属、可能还有其族群成员身份有关。在大数据背景下,基因语境中的隐私问题较其他背景下的隐私问题更为复杂,这里的个人隐私可能同时也是群体隐私。随着基因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人们的隐私利益就越有可能受到侵犯,而对这方面的隐私利益予以特别的法律保护和伦理辩护就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基因信息隐私关涉的伦理价值主要有:自由、尊严与公正。这三者是保护基因信息隐私的价值依据和伦理导向。针对大数据时代的基因信息隐私问题,需要有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的伦理对策。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儒家伦理对大数据隐私伦理构建的现代价值

大数据是一种财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隐私伦理的失范现象,儒家伦理在构建大数据隐私伦理有其独到之处。以儒家伦理为视角,对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困境进行了分析,从儒家的诚信、忠恕和慎独等方面探讨其对隐私的保护价值,揭示了儒家的诚信之本为数据的采集和存储设置了道德底线,慎独之法为数据的监测分享提供了操守方法,忠恕之道为数据的挖掘利用树立了伦理法则,这些对解决数据的高效利用与保障个人隐私的两难问题提供了学理依据。     

人的尊严是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

社会保障的伦理阐释是一项以伦理学的讨论为基础,同时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探讨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内涵的伦理意蕴及伦理价值并对它们进行反思的活动。活动的起点是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即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问题。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人的尊严体现着人之为人的价值,彰显出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社会保障通过保障每个人免于生存危机来实现人的尊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生存状态的保障。     

患者隐私权法律保护研究述评

患者的隐私权益能够体现患者人格尊严和价值,对于医学研究、公共健康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现有的关于患者隐私权法律保护相关研究包括:隐私权定义、患者隐私类型、患者隐私权保护机制、患者隐私权保护的限制及利益协调机制、患者隐私权易被侵犯原因分析、患者隐私保护需求顺位和患者隐私侵权构成要件等研究。关于患者隐私权的研究因为法律文化、立法传统等多种原因的不同而各异,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达成共识;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有些研究还有待深入。     

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边界

从人类与动物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与价值秩序、人类与动物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三个角度可以厘清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关系的基础;以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结果正当性作为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评价标准,能够为人类利用动物提供道德正当性辩护;以人类生存原则、人类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人类有限发展原则作为动物利用的伦理边界,可以为动物利用的实践提供明确而有效的理论支撑。     

宪政的伦理基础及其社会价值追求

宪政伦理是指宪政的正当性及其道德意蕴.宪政的正当性来源于人类个体固有的最高价值--人的尊严,宪政制度生存的正当性基础即在于它是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全面发挥,是人之生存所内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终极关怀是人类最终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和彻底解放所需要的最高关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政伦理在社会雏度所具有的道德意蕴就是人的解放,而在社会中保障人的应有权利则是人的解放的具体途径.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完整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诞生,是对人类社会以往一切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革命和积极超越。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形成了一个集政治伦理认识体系、政治伦理价值体系、政治伦理制度体系和政治伦理实践体系于一体的完整思想体系,为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进行了科学的、彻底的价值辩护和道德论证,是科学性与实践性、无产阶级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有机统一。     

大数据时代隐私伦理的论域拓展及基本问题——以大数据健康革命为例进行的探究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医疗健康领域开启的影响深远的大数据健康革命,使得个人处于一种被连续监测的全景监控和实时计算之中。隐私伦理的论域拓展显得特别重要。它带来的伦理挑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隐私、隐私权以及相关隐私伦理论域。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变革默认数据的可及性、透明性和可读性,否则,远程智慧医疗和智慧医院之类的变革不可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个人隐私总是要求被一种"默认的非透明性"所保护,否则,关键性个人隐私利益的保护无从谈起。这种内在紧张关系进一步凸显了将数据共享的伦理与隐私保护的伦理既在一种价值方式上又以一种技术方式在大数据时代同时呈现的任务。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经济伦理学的深度挖掘——《产权的伦理维度》评介

“保护所有权乃是各国家的道德神;因为它在这些国家里维持家庭的和睦,使人道流行;因为人们之所以联合起来,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因为惟有公正几乎包括一切美德,而公正就是把属于谁的东西给谁,因而归结起来就是保障这种所有权。”法国18世纪哲学家爱尔维修的这一论断,道破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权与伦理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产权是伦理的基础,规定着一定社会伦理的基本特质和发展状况;伦理是产权安排的价值尺度,是产权运作的重要规范和保护产权的基本方式。产权与伦理的结合,实质上构成经济伦理中的一种重要的伦理价值形态———…     

数据挖掘与技术伦理学的内在路径构建

当数据挖掘技术参与到对世界、人类生存方式等的创构时,数据挖掘技术将海量数据的价值予以呈现。在这种呈现中,人类自身的伦理观念被视为数据最终得以呈现的一个标尺。当由数据挖掘引发的诸如数据歧视、数据正义、隐私与开放、遗忘等伦理争议不断涌现时,技术伦理学已经或正在力图作出不同的应对。在这些应对中,通过设计保护隐私、价值敏感性设计等从技术内部进行的一种伦理学,被视为技术伦理学的内在路径。该路径力图从技术的内部着手,通过将伦理前置的方式通向对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相较于传统技术伦理学从外部解决技术伦理学问题,确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其有效性与可行性需要更进一步的哲学厘清。     

GDPR对我国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启示

结合我国实践,与我国现行伦理审查法律、法规相比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于我国大数据相关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及风险理念的转变;对不同数据处理目的的理解、判断与区别化处理原则;医学研究中数据处理原则的特殊性;知情同意的大数据时代诉求;大数据时代受试者数据权利、隐私权利保护的特点;伦理审查应关注的大数据相关医学研究中申办方、研究方的数据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关于医学研究国际合作数据传输的规制等。     

伦理豁免刍议

伦理豁免,是在一定的伦理尤其是亲属关系(一定程度上包括朋友关系)中,在究竟是履行伦理的义务、还是履行法律的义务之间,人们陷入紧张冲突甚至两难的情况下,被法律赋予一定的特殊权利,得依法免除法定的义务、责任甚至罪责。中华伦理、中华法系以伦理豁免来解决伦理、法律的矛盾,有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其中蕴涵的基本价值是,通过维护伦理,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伦理豁免对今天解决伦理、法律之两难,仍是宝贵的智慧。     

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分析

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到医疗康复、休闲娱乐、智能家居、工厂作业、军事科学等领域。脑机接口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产生新的伦理问题,包括人身安全、隐私、自主性、责任承担等。将脑机接口技术分为治疗型脑机接口技术和服务型脑机接口技术,根据脑机接口技术的这一分类,探讨应分别遵循的伦理原则,治疗型脑机接口技术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包括:知情同意原则、自主性原则、有利原则、隐私保护原则;服务型脑机接口技术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包括: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隐私保护原则和责任担当原则。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分析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主要表现在对不孕方的最大关爱和尊重,对代孕母亲和精卵捐献者高尚品行的尊重、赞赏,其合法实施也能弥补现行法律缺位导致的实体正义缺失。由于对代孕不良伦理后果和权益纠纷的过度焦虑和夸大,合理的代孕行为被压制和排斥在伦理正当性和合法化之外,既使不孕者正常权益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又使代孕母亲和所生子女的伦理地位和利益在"地下"代孕情境中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和重视生儿育女的伦理语境下,通过妊娠型代孕合法化的政策实践就能很好地解决代孕面临的各种伦理、社会问题。     

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时政治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意义。政治的正当性在于谋取人类“优良的生活”。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围绕政治的正当性问题而展开的人类政治的价值选择和伦理结构是政治伦理的主体内容。人类生活在由政治支撑着的社会框架中,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以及政治行为主体伦理,是现代政治伦理构成的基本框架。     

基因导向个体化医疗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我国的精准医学计划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基因导向个体化医疗是精准医学发展的基础,这种医疗模式的创新极大的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和促进了人们的健康,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疾病观、风险与受益评估、医疗资源的分配公正、知情同意与自主性、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提出了挑战,个体化医疗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将助力精准医学在我国科学并合乎伦理的创新发展。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