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能否活动? --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

李退溪是朝鲜性理学之巨擘,其学以朱子学为宗。他曾撰文严厉批评王阳明。在李退溪与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中,双方均援引朱子的文献作为论据,且自认为忠于朱子的观点。然究其实,李退溪对孟子“四端”说的诠释预设了一套与朱子性理学系统不同的义理架构,虽然合乎孟子的文本,但却脱离了朱子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能否活动?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证明：李退溪在诠释朱子的理气论时有意无意地赋予理一种活动性,而逸出了朱子性理学的架构。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论高峰、退溪“四端”“七情”之辩

朝鲜朝著名学者奇高峰曾就“四端”、“七情”能否分属理气,与李退溪展开辩论。从1558年高峰首见《天命图》,对退溪手订“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提出批评,至1566年李退溪在《与高峰书》中认为二人“始参差而异序,卒烂漫而同归”,论辩历时八载,成为朝鲜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朱子学内部的一场争论,思辨性很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二人都声言自己是对纪儒思想的阐释和继承,而真正坚持朱子正统观点的是奇高峰,李退溪则对朱子性理学做了重大修改。所以论辩过程中高峰文理谨严直壮,话难迭掷;退溪上下迂曲…     

从“理动”到“理发”——李退溪的道德哲学方法论

作为朝鲜李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性理学家,李退溪从哲学层面的“理动理尊”推演出伦理层面的“理发”“四端”,把“四端”提高到纯粹性和创源性的高度.对退溪来说理既是道德的基准同时也是原则,更是人超绝的道德能力,而“四端”作为先天而又内在的道德情感,无需外在的牵引,自己便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作为彻底的性理学者,退溪主理的道德哲学方法论不仅保持了性善论的儒学传统,也不同于主气论的情境主义,在伦理倾向上表现为坚定的原则主义,在实践上必然诉诸境界说和“对越上帝”的精神支持.     

退溪思想中的内在矛盾

李退溪思想中的内在矛盾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在治学方法上 ,他一方面强调儒家执两用中的“中道”原则 ;一方面却又将儒门之外的其他学派通通斥之为“异端”。(二 )在学术理念上 ,他一方面主张“吾道自足” ,把儒家思想视为完备无缺的体系 ;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接受佛、道两教的暗中影响 ,在某些地方“援引求合”。 (三 )在生活态度上 ,他一方面倡导“内圣外王” ,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 ;—方面却又一再辞官 ,用佛、道两教的出世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现实生活 ,热衷于“退隐田园”。 (四 )在艺术实践上 ,他一方面宣称“诗为末技” ,主张儒者不以诗文辞章为务 ;一方面却又认为“不可无诗” ,并在诗、文、书法的创作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正视退溪思想中的这些矛盾 ,并不意味着抹煞退溪思想的历史贡献 ,而能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位儒学大师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韩国儒学史上的“四端七情”论辩——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

"四端七情"之辩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理气心性之辩,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自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朱子学,至16世纪经由李退溪和李栗谷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他们的理论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     

张显光的“理气经纬”思想:韩国性理学的另一种诠释

朱子学(性理学)对理气的理解和对理气关系的不同诠释,标志着中国哲学本体论的观点,更是标志着韩国性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朱子学从高丽末期开始陆续传入韩国以后,经过李退溪、李栗谷等韩国哲学家们的长期论辩,使得中国的朱子学发展成为具有韩国哲学特色的性理学。张显光批判地克服和综合了退溪和栗谷的主理主气说,提出了自己独创的经纬说。他以大家熟知的经纬概念来说明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理气关系,以此对朱子学(性理学)做了不同于前人的诠释。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中国人孝道心理的现状与变迁

采用问卷法,通过分层抽样对347名不同性别、专业及年龄段人群的孝道心理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人们总体上对孝道高度认同,其中女性的＂尽孝程度＂自评显著高于男性;（2）人们心中＂极力反对的孝行＂、＂不符合当代潮流的孝行＂及＂不易做的孝行＂三者高度一致;（3）人们心中＂孝子应该做的孝行＂、＂能充分展现孝心的孝行＂及＂当代社会仍非常重要的孝行＂三者也很一致。通过与黄坚厚等人的研究对比发现：自1982年以来,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以东亚的性理学为例

在道德哲学中,通常认为,只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才会为道德实践提供动 力,而单纯的道德理性则不会。而东亚儒学,尤其是东亚性理学,对此问题其实有深入的讨 论。从朱子、王阳明、刘宗周、李栗谷、李退溪等人的思想来看,在人的心理意识结构中, 情感、意志、理性都可以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三者的侧重或排 序有所不同而已。对道德实践而言,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为我们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道德实践动力的认识。     

耶弗他女儿赎父与缇萦救父的孝观比较

《史记》里的孝女缇萦为救父亲甘愿为奴,其孝彰显中国人孝亲重于法律的伦理价值观,并拉开了古代刑制改革的序幕。希伯来圣经中的耶弗他女儿献祭为赎看似是性别政治的产物,实则反映以色列民族领袖耶弗他在信仰方面的软弱。儒家推己及人、亲恩推括的伦理价值观和父母神灵观推动弱女子缇萦冒死救父,孝天大于孝父的神权伦理思想令耶弗他的女儿义无反顾地献上己身。两位孝女身处男权社会,却超越身份规限,其孝心孝行具有垂范教育意义。     

退溪易学的《河图》《洛书》观

本文主要从道家、道教、儒学的《周易》思想同源这一观点出发,结合朱熹的《河图》《洛书》观,比较全面地阐发了朝鲜李朝时期的“朱子学”大师李退溪的《河图》《洛书》观。作者在文中指出,李退溪的《河图》《洛书》观,虽然直接来源于朱熹的《易学启蒙》等著作,但亦受北宋初年道教大师陈抟《龙图序》的影响。退溪的易学思想同道教的《河图》《洛书》观有密切的理论渊源     

柏拉图和孔子的孝行美学

本文选择的议题是柏拉图和孔子的孝行美学比较,通过展示柏拉图和孔子关于伦理学与美学间关系的看法,得出他们两者的不同是由于美学上的分歧。柏拉图忽略伦理学中的美学因素,而孔子则高度重视伦理学中的美学因素。从而论证了比较美学研究能对伦理学研究提供帮助。本文共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导言,说明了选择该议题的原因。一是可以突出美学和伦理学间关系这一主题,并能对东西方传统价值观得出普遍而又独特的结论。二是因为柏拉图和孔子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两者在其学说中都不仅非常关注美学,而且都关注美学和伦理间的关系。此外,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和孔子的《论语》都流传千古。他们都以伦理人格表达了他们各自的哲学探索。其次论述了柏拉图的孝行观。柏拉图认为孝行中的美学特质是不重要的,他鼓励孝心仅仅是因为它反映了正义的要求。再次论述了孔子的孝行观。孔子认为不能将孝行的美学性与道德性相分离。行事虔诚并且脸上伴随着合适的表情,二者结合才构成德性的完满。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柏拉图和孔子在概念阐明上的分歧是美学上的分歧。柏拉图认为道德行为必然是丑恶的,因而他忽略了外观,即德性的美学性。而孔子将道德行为看作是优雅的,且孝行是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重视美学性,认为行为的方式是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     

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论东亚儒者的《西铭》诠说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

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是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也是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到宋代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对这方面的思想观点,都有所阐述和发挥。李退溪服膺儒学,对此亦深有感受,并在言行方面多有表现,成为道德伦理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本文主要想阐明儒家这套政治伦理哲学的历史价值,及其在当代社会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朱熹与李退溪理气观异同及意义

本文认为朱熹与李退溪的理气观各具自己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理气观上的个性促成了他们对心性理论全新的创意诠释,从而完善与发展了儒家的性理之学。二子皆是以理为本的理一元论者,在许多命题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子理气观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气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大不相同,在朱熹,虽然从理本论角度排定理主气从,却非贵理贱气,对理气关系重在“合”;在退溪,气的重要性减弱了许多,更重理气之“分”,表现出主理抑气倾向。这些特征造成了他们对人性本质内涵的理解、规定及阐释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韩国安东儒教文化的形成与其社会影响

儒教文化是韩国有史以来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两千余年,到了现代社会,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还保留着其地位。其中安东地区的儒教文化在韩国保存得最完善,因而称之为"邹鲁之乡"。安东儒教文化形成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到了朝鲜,儒学占了近乎国教的地位。退溪李滉在韩国历史上不仅是最著名的学者,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退溪过世以后,他的学术师承集团汇集成的退溪学派在安东地区形成。安东作为在韩国同姓村落最发达的地区,不仅有两班贵族的同姓村落"班村",还形成婚班文化。21世纪企业文化继续保留着儒教的人文精神,进而创新出注重个人能力提拔的企业精神。其结果是韩国儒学重新介入国民教育,或融入国民精神中,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另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