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化”伦理与“次级化”伦理——东西方社会伦理特性比较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理,而儒家伦理与西方社会的伦理正好相对而立.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五伦”基础上,主张基于血缘的“自然道德”,由此造就了儒家伦理属“初级化”伦理的属性.西方社会则将所有社会关系悉数中介化,主张“走出基于血缘而产生的自然道德”,因而形成了“次级化”的伦理属性.     

美德论与规范论的互济共治

近代规范伦理的盛行,以及现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所引发的美德论与规范论之争,是关系着当代社会道德发展趋势及其道德建设路径选择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事实上,当代社会既不是规范伦理主宰的时代,也不是美德伦理复兴的时代,而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时代。为此,本文从人性位格高位与低位的统一性、社会秩序与人性向善的互构性、道德群落与道德多元化的对应性,探讨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道德发展趋势。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建设:兼论雷锋精神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运动的演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革新,陌生人社会得以正式生成。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结构的转变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道德基础作为支撑。当下中国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陌生人社会发展不足尤其是生人伦理建构不足的客观表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尤为需要加强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建设。以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是重塑陌生人社会信任的正能量,更是陌生人社会道德建设的起点和选择,可以弥补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真空。加强陌生人社会道德建设,要大力宣传和弘扬雷锋精神,以匡正道德失范、修复社会断裂、弥合社会裂痕、平衡社会心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国内道德信仰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道德信仰逐渐成为道德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学界从最初在信仰的领域、道德的领域,到提出"完整范畴论"、"特殊情感论",逐步深化对道德信仰内涵的认识;对宗教道德信仰依据、中国传统道德信仰依据进行了解析,并对现代道德信仰依据进行了学理探讨;分析了道德信仰研究兴起的原因以及道德信仰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规范伦理范围内,多角度探讨了现代道德信仰的重建问题。     

西南大学应用伦理研究所

2016年5月4日成立,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任丑教授担任所长。该所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道德与应用伦理” “西方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 “人权问题与应用伦理”, 其使命是汇聚人才队伍,聚焦学术前沿,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推动学术交流, 积极服务社会, 产出高水平成果, 不断提升应用伦理研究的水平和影响。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同意论对道德义务的重塑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西方音乐伦理思想的梳理与反思

西方音乐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净化论音乐思想、美德论音乐思想、情理协调论音乐思想。其特点是:它是特定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和民族性格的产物,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强调从美与善的关系角度审视音乐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突出强调音乐的伦理功效,并主张严格规范音乐。西方音乐伦理思想启示我们:要重视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在音乐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要重视音乐的伦理性与艺术性的问题研究;要重视音乐的美与善的关系问题研究。     

“道德发展阶段论”与我国儿童道德认识发展规律

心理学研究说明,道德认识在人的品德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人正是在头脑中“内隐”的道德认识的作用下,表现出相应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并逐步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正象列宁同志所说:“只有用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本文,想从西方“道德发展阶段论”以及人们对它的评论和研究中,探讨中国儿童道德认识形成的一些规律性趋势,以便为道德教育提供一点心理学依据。“道德发展阶段论”本世纪三十年代就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在欧洲腹地日内瓦提出。可惜,反映他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反响,直到五十年代后期,人们才回过头来对皮亚杰的早期研究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目前在西方循着这     

反思的、批判的、重构的当代中国伦理学

当代中国伦理学面临广度拓展和深度发掘两大理论任务,前者属于问题域的开显,后者属于伦理学自身的深化。为摆脱成果多、质量低的窘境,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在“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三个维度上拓展和深化。在“不再是”的框架内,从发生学视角深化道德观念史与道德实践史、文化的伦理性的研究;在“正在是”的视阈中,公共性危机的伦理省思、制度与体制伦理学、德性论困境与规范论难题、不同道德范型之间的冲突与通约,将成为亟待深入分析和论证的问题与难题;朝向“尚未是”的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关注现代技术的二重性、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的人类伦理学的滥觞和走向心灵深处的道德哲学。而完成以上理论任务的思维能力正是判断力、思索和意愿,而这些能力只有在“实际性”生活的体验和沉思中才能培养起来。     

德性主义的重叙和再建——罗国杰德性伦理思想简论

德性主义或德性论是罗国杰晚年的主要理论或思想命题之一,对它的理解不仅是研究罗国杰思想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学术自述》反映了罗国杰最终的思想意愿和学术期待,可称为"伦理学遗嘱",其中提出的新德性论表明对道德概念本身认识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从早期的《伦理学》等代表的从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上层建筑的角度认识、分析道德,到晚年转入沉思人的精神世界,以主体普遍性的德性为核心思考人的生存之境,并由此观照、探察道德,从而再次论定伦理学的功能与伦理学人的使命。罗国杰的德性论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之中,蕴含着一种具有远古渊源的德性传统的重叙和对现代道德问题的全景性视观,无疑有益于我们立足民族文化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他以一种全新的灵活性在中国传统德性论、西方理性主义德性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密网中游刃有余,其辩谈追求德性、德行与规范的统一,体现出故土情怀、现代道德观、理性方法和包容态度之方法特色,因此能直达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视阈极境。新德性论亦是一个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德性观辩证统一的教育伦理理论体系。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知情同意在中国不适用吗——“文化差异论”的认知错误

知情同意是在当代生命伦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概念,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它已成为医疗实践和涉及人体的医学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伦理要求。不少西方和中国学者认为,由于中西文化显著而根本的差异,知情同意不适宜于中国。指出了“文化差异论”的三个认知错误,即,文化差异论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和医学道德、西方文化以及知情同意的一系列误解之上的。基于文化的差异而拒绝知情同意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必要性,显然不能成立。     

论学衡派的伦理道德观

学衡派希冀以文化救国,对处于根本变化和社会危机中的中国进行了道德谋划,在综合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其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理制欲”的心性观、道德为政治之本、道德为文化之本、道德为礼教之本等观点.虽然学衡派确立其伦理道德观的论证方式具有综合性的学术视野,其目标指向在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现实困境和理论局限.     

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自发生成论”和“理性创设论”是传统道德哲学关于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两种理论模式。“自发生成论”认为,伦理道德不是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实践的自然结果;“理性创设论”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自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理性创设的产物。这两种理论模式都以抽象的人性为其理论基础,无法合理解释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基于现实伦理实体的“创生拓展”应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近代伦理转型中礼义廉耻思想的发展

管子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认为这些道德规范对国家的存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代中国的伦理转型在中西方伦理文化的碰撞中发生.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强调民众日常生活要讲求礼义廉耻,试图以这一传统道德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近代礼义廉耻思想与传统礼义廉耻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与区别.礼义廉耻思想对于当今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礼义廉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坚守礼义廉耻,继承优秀道德传统.     

解决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实践哲学进路

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实质是道德个体主义与道德共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已成为解决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核心课题.对此,西方新旧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都给出了较具代表性的回答.然而,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应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寻找答案.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内,道德个体主义与道德共识的冲突源于人本体论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解决.所以,实践哲学进路是解决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现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