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果俱时”思想看《成唯识论》的种子起因论

正"因果俱时"是唯识学的特色理论,在《成唯识论》和《摄大乘论》等经典中有相关表述,为之前的佛教学说所不具备。《成唯识论》共十卷,为护法等造,唐代玄奘翻译。又称《唯识论》、《净唯识论》,其为《唯识三十论颂》的注释书,是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世亲作《唯识三十论颂》之后,以护法为主的唯识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论颂》各作     

制造玄奘的面孔——唐代法相唯识宗创立问题研究

按照佛教史的常识理解,玄奘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唯识宗祖师,他以《成唯识论》为中心,进行护法一系唯识学的弘传。然而这种常识理解其实经过了人为的刻意"制造"。制造玄奘面孔的背后,是窥基一系创立法相唯识宗的历程。首先,玄奘作为公众人物,以求法僧形象被神圣化。但在这背后,玄奘在慈恩寺的门人则进行着玄奘译经僧形象的神圣化工作,以此为宗派形成提供信仰上的保证。其次,玄奘圆寂后,慈恩寺僧团又有普光、法宝与窥基两系的对立。普光、法宝在当时处在中心位置,他们以"唯识论师"指称弘传《成唯识论》的窥基一系,并予以批判。由此可以推测《成唯识论》并没有被奉为玄奘师门内的权威文本。实际上,正是窥基通过建立《成唯识论》的传法谱系,制造了玄奘与《成唯识论》的特殊关联。在建立继承性谱系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建构唯识宗的用意。最后,唯识宗内形成了包含排他性教理教义和特殊性修行生活的特有知识界限。     

“南北道”之外：读圣凯《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

正地论学派是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学派,自北魏绵延至唐初,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贡献巨大。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共同构成南北朝时期的唯识古学思潮,是玄奘传入唯识今学系统以前中国佛教唯识学的代表。地论学派还是华严宗与四分律宗学说渊源所在,华严宗六相圆融和法界缘起思想的形成,以及《四分律》在北朝的弘扬,皆与地论学派有密切关联。然而系统性研究的缺失,导致中国佛教思想史著述往往对其语焉不详,     

李通玄之“一真法界”思想及其对澄观的影响

在华严学与华严宗的思想史上,教外华严学者李通玄首次在华严哲学的范畴内使用了"一真法界"的概念。"一真法界"的概念在汉传论典中本出自唯识学,李通玄在注解《华严经》的过程中,逐步赋予其华严哲学的内涵。而"一真法界"思想在澄观等人的进一步充实与完善下,成为了华严宗的核心思想之一,最终与心真如相结合,由宗密发展成为"一心四法界"说。李通玄的"一真法界"思想,成为法藏之后华严哲学的又一个基础性理论,此思想与"理事无碍"的缘起观紧密相连,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地影响。     

明末清初《成唯识论》注疏考

明末清初《成唯识论》的注疏研究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高峰。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成唯识论》的研究学者计20余人,注疏多达16部,现已佚失4部,藏内见存6部,藏外见存6部。其中,学界对广伸《成唯识论订正》、乘时《成唯识论讲录》等藏外新材料尚无专文深入研究。本文对明末清初《成唯识论》的藏内外注疏及其特点进行考察,以补充明清唯识研究之阙如。     

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

一、经典诠释与正统性(orthodoxy)的建立 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天台已经逐渐式微,而处于社会思潮的边缘,思想上是禅、华严与唯识三家的天下,"三者率皆以道行卓名播九重,且为帝王师范,故得侈时其学".所以当天台湛然开始试图重建正统性的时候,他面临着与诸宗抗衡,"横身受敌"的局面.①在义学上,天台一直以华严宗系作为自家主要的敌手,特别要辟华严为"异端","两家(台贤)学者,枘凿冰碳".②<起信论>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一部颇有争议性的论典,但在唐代经过华严祖师的努力(特别是法藏),该论已经被经典化并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     

"种子本有与种子始起"问题及其价值意蕴——唯识学一个传统问题的再探讨

以《成唯识论》为代表的唯识学在成佛的可能性问题上有"种子本有与种子始起"的争论,虽然这个争论的理论结果在纯理论逻辑的探讨上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此争论本身若从价值与实践的角度观察,则不但对此理论本身的探讨有所助益,也可使佛学及其唯识学立足宗教实践的重现实意蕴得以进一步凸显.     

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

一、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简述无为依唯识学[1]是在瑜伽行派根本唯识学发展时期由弥勒、世亲的著述(如《究竟一乘宝性论》、《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佛性论》等)提出的,与《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等提出的有为依唯识学构成瑜伽行派唯识学的两支。“无为依唯识”作为一个概念描述范型,可以看成是用“无为依”对“唯识”的一个限定。“无为依”意为,无为法心性真如是一切法(万有)之根本所依,这主要从本体论意义上而言。“唯识”则指一切法的唯心(识)性,以及一切法以心为因而缘起,主要从识境论以及缘起论(…     

华严之因果别义学说

因果学说是佛教的核心理论,华严宗的因果说则别具特色。本文在简要梳理佛教思想史上的各种因果学说的基础上,指出了华严宗因果学说的思想史背景和所面对的义理问题。与一般常见的华严因地果地说的研究不同,本文指出华严因果说的核心在于"六义说",并剖析了"六义"的内涵与意义。法藏等人运用"六义说"对此前的各种因果理论进行扬弃,奠定了华严学法界缘起、重重无尽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剖析"六义"是解读华严义学的一把钥匙。此外,本文还通过比较华严学与唯识学因果学说的异同,间接回应了近代《起信论》论争中涉及因果问题的讨论。     

玄奘法师《制恶见论》考

《制恶见论》是玄奘在印度游学期间所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论书,为玄奘赢得了声震五印的极高荣誉,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本文通过对《成唯识论述记》等相关记载的梳理,认为《制恶见论》的主要内容至少有三项:一是论证大乘经真是佛说;二是证成阿赖耶识;三是改进"带相说",证成唯识。"唯识比量"应是《制恶见论》的一部分。     

梵学札记

近日重温了《唯识三十颂》的梵语原文和玄奘法师的汉语译文,同时也认真选读了《成唯识论》,做了读书笔记。自觉有几点新知的收获,特别是对玄奘法师的《唯识三十颂》译文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加深了理解和确认。这在不小程度上使我自己能够澄清和解决有关玄奘法师《唯识三十颂》译文中的一些“热点”问题。     

《唯识二十论》的唯识思想

唯识学在印度发展过程中,由弥勒而无著,到世亲正式完成了唯识的理论体系。世亲关于唯识方面的著作很多,但能代表他思想的主要有两部:一者《唯识三十论》,一者《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提出三能变观点,从正面成立唯识;《唯识二十论》则针对外人的疑问,释难以成立唯识。这两部论一正一反,从不同角度建立诸法唯识,世亲的唯识思想体系全在其中了。《唯识二十论》在汉地有三个译本:     

唐代《老子》的义疏学——敦煌写卷《老子》BD14677重探

敦煌写卷BD14677是佛教徒以佛性论义疏《老子》的残卷。写卷可题作“义疏”,因为佛教徒讲疏外书也属义疏学。写卷当作于武周时期，与写卷S6044虽不可缀合，但确属同一类文献。写卷并非道教重玄学派的著作，虽然二者皆据佛理，但仍存不少差异。写卷主旨是以华严宗圆教思想重释《老子》。所言“摄末归本”,并非唯识学“五重唯识观”之一，而是华严宗“事理无碍”观。所言“一相即一切相”则是华严宗“事事无碍”观。所言“有为互无”则是华严宗“括六相”的圆融观。写卷体现当时佛教兴盛，直接义疏道教经典，以广宣教义，故在隋唐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不灭的慧灯──读明真法师《望云集》

悠悠岁月，一晃已是现代高僧明真法师示寂五周年日子，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音容笑貌仍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这是因为，在他示寂五周年时（5月17日），我读到了他那充满法乐的遗著——－《望云集7／，在我的眼前仍然闪耀着那盏凝聚着般若智慧的慧灯！明真法师毕生从事僧伽教育，示寂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他年轻时受老庄思想影响，投入佛门，受戒前就读于武昌莲溪寺华严大学。1923年在南岳受具足戒后，开始研读法相唯识学说。由于受《成唯识论》“若执唯识是实有者，亦是法执”等语的启示，他同时阅读了三论宗方面的…     

明朝华严名僧素庵真节与栖霞寺佛教

栖霞寺是南京千年名刹。明朝中期,栖霞寺佛教衰微至极。嘉靖三十三年(1554)前后,华严名僧素庵真节应请至栖霞寺,讲经说法近四十年,弘传华严宗学,兼弘天台、唯识、禅宗、净土等宗思想;传法授徒,培养出大批弟子;修建殿堂,创立圆通精舍;开荒治圃,募置长生田;传播佛法,交接官绅士商;到其他各地讲经说法,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真节讲经说法,弘传佛教,使栖霞寺成为明朝后期华严等佛教讲宗教学的重要基地,推动了栖霞寺、南京乃至全国佛教的复兴。     

李通玄的“观心配法”思想研究——以《新华严经论》为中心

李通玄的华严思想一直被视为华严宗的旁支,对其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以易解华严的思想、格义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及其判教思想、华严经的结构论等方面。通过阅读其论著《新华严经论》可以发现,李通玄的"观心配法"思想是其华严思想体系中很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挖掘。     

论韩穆敦与《唯识二十论》的首次英译北大核心SSCI

1938年,韩穆敦在纽黑文出版《唯识二十论》英译本,首次将《唯识二十论》以英译本的形式引进西方。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于韩穆敦其人关注甚少,对其翻译《唯识二十论》的缘由始末也未有过详尽论述。事实上,韩穆敦及其《唯识二十论》英译本不仅在西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韩氏本人翻译《唯识二十论》的缘起、经过也极具代表性,这与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明之间产生的碰撞,南京地区的中国学者对于唯识论的推崇与复兴,以及他本人作为西方传教士、学者所肩负的传教使命等方面密切相关。韩穆敦所译介的《唯识二十论》,不仅促进了佛教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也堪称20世纪早期美国学界、宗教界与中国佛学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一个典型缩影。     

镇澄法师及其两本书

镇澄(1547—1617)是明代五台山狮子窝的高僧,俗姓李,字月川,别号空印,金台宛平桑峪(今属北京市)人。十五岁上出家于西山广应寺(今北京市西),引公度为沙弥。三年后,登坛受戒,成为僧人,开始了他一生的和尚生涯。万历三年(1575年),贤首高僧一江澧、西峰深、守庵中诸大师在京都讲解《华严》、《唯识》、《金刚》诸经,镇澄和尚即席听讲,认真学习,仔细研究佛教义理。七年寒窗,终于参究性相宗旨,通达华严妙理。但他学而不厌,又从小山、笑岩研习禅学。     

梵本《唯识三十颂》汉译问题试解

近日重温了《唯识三十颂》的梵语原文和玄奘法师的汉语译文,同时也认真选读了《成唯识论》,做了一些研究,自觉有几点新知和收获。特别是对玄奘法师的《唯识三十颂》译文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加深了理解和确认,这在不小程度上使我自己能够澄清和解决有关玄奘法师《唯识三十颂》译文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一、梵语“vij`apti”一词的解释记得不久前有学者对《唯识三十颂》梵本原文中“vij`apti”一词出现在梵本《唯识三十颂》的第2、3、17、25、26、27六个颂里,其中除第2、3两个颂外,其余四个颂的vij`apti(识)是与mqtra(唯)组成一个复合名词“vij…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澂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之争在佛教内部是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之争的延续,而内学院诸君与熊十力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儒佛立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