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天宝宫与明代全真华山派

许昌天宝宫为元代真大道的著名宫观,明代前期转为全真道住持。该宫道士从明弘治年间开始使用全真华山派字谱传承道派,直至民国时期,共传承了二十六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华山派,也是惟一从字谱第一代"志"字辈开始传承的华山派。其现存的碑刻史料对于研究全真华山派的起源及早期传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全真“华山派”传承谱系分析

<正>在全真道发展历史上,全真七子名下各创有一派。其中,宗郝大通(1140～1212)的一支称为全真华山派。北京白云观收藏有道教《诸真宗派总簿》,李养正先生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时将其收录,其中有全真"华山派"的传法谱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找到史料证明郝大通驻世时,自己曾亲自开创以"华山派"命名的这么一个道派。那么,郝大通的后传法裔们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宗立派;《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全真"华山派"传法谱系形成于何时;郝大通后裔法     

论华南全真道教的宗派关系

全真教究竟何时进入华南地区,仍然是一个学界未能解决的问题。从已知文献看,元初已经传至粤西,康熙年间进入粤东地区。然而,实际进入广东地区当早得多。由于长春道教的兴盛,人们逐渐以为邱祖龙门派是全真正宗,而在长春道教这一派当中,又以为只有使用龙门派字的才是正宗。这样的误解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以为在历史材料中找不到龙门派字的踪影,就是全真教没有传入这个地区。只有破除这个误解才能开阔研究视野。在历史文献中看不到龙门派字,只能说觅不到全真龙门律宗的传递,不可以说看不到全真教。本文从张三丰的全真嫡传弟子关系、武当真武神庙在广东的流行、口述历史等方面,说明全真教在明代已经传入了华南地区。     

房山隆阳宫与明代北方全真道

本文将新发现的碑石资料与方志、笔记文献相互印证,发现在明代前中期有一支全真道,起自北京房山隆阳宫,在明正统前后进驻全真祖庭白云观管理钵堂,后又发展到河南王屋山地区,在陕西终南山一带亦有传播.此系从“常”字辈开始传续龙门派字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使用龙门派字谱的全真教团,对于研究明代北方全真道极具参考价值.     

金丹派南宗研究之新突破——评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

<正>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与儒、释二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建构起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自东汉末年创立以来,道教就宗派纷呈、派别众多。南宋以降,金丹派开始出现"南宗"与"北宗"的分野。北宗指由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派,而南宗则尊奉北宋张伯端的内丹学说,故又称为"紫阳派"。相对于北宗而言,有关南宗的学术研究亟待加强。盖建民教授新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道派、历     

云翠山南天观初考

云翠山南天观在宫观建设、道派传承、碑文碑刻、道士墓群、天仙派道教音乐等方面具有特色,特别是"全真宗派之图"与陈垣《道家金石略》《增修集仙宫记碑阴》(宗派图)有较大的不同,其内容不但记录了天仙派的传承和演变历史,而且丰富了《增修集仙宫记碑阴》中相关内容。南天观许多碑刻墓志属国内首次发现,具有较高的文物和考古价值,对于研究道教天仙派在云翠山地区的活动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元大道教史续考——从一宗著名公案说起

据文献研判,《至元辨伪录》所载全真丘处机去世时大道教四祖毛希琮所发讽刺之诗当为真实记载,其引发之直接原因与作为元初"新道教"代表的全真教团侵占作为金代"旧道教"代表的、已经进入皇家祭祀系统的大道教"玉虚观系"祖庭"玉虚观"等宫观、强行"外加"政治趋向不同的"异端"掌教等有直接关系。真大道十二祖张清志寿至八十四,直至其掌教时,真大道依然是以内道外法的"体用"之道同时并重,法术之用为其立教的两大基础之一。通过新发现碑刻题名分析可知,真大道暨"天宝宫系""辈"字排列为:"德、成、清、进、天、忠",此为目前元代道教惟一可以确认的辈字"字谱"。许昌天宝宫实是元中后期真大道根本重地,五任掌教出身于此。其道脉传承元明之交延续未断,但明初所属道派不明,然至迟明弘治时该宫传承已转为全真华山派。     

全真道吕祖蓬莱派及其祖庭考

正《诸真宗派谱系》载有全真吕祖蓬莱一派,但对该派的创建地语焉不详。对于吕祖蓬莱派的祖庭、创建者及创派时间等问题,迄今学界尚不清楚。本文运用隐仙观现场的碑石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隐仙观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徂徕山礤石峪,峪内群峰兀立,松柏苍翠,清道光八年(1828)《泰安县志》称其为"徂徕第一奥区"。隐仙观面     

李荣《道德真经注》中的庄学精神

就文献而言,虽然没有一处显明提及《庄子》,但李荣《道德真经注》在超过1/3的章节使用了《庄子》中的语汇和意象,而且涵盖了今本《庄子》33篇的大部分篇章。就义理而言,一方面,李荣借助《庄子》,对《道德经》的"无为"提出了新解。另一方面,李荣也对庄学的"独化"和"全真"做了新解。他阐发了"独化"的政治含义,并且通过区分"独化"和"自然",将"道"之创生和万物对"道"的依赖给予了更明确的强调。李荣扩大了"全真"的内涵,"全真"与"志道"、"体道"、"合道"等一样,都是表述一种安适的状态。他的"全真",庶几与庄学的"逍遥"含义相近。据此可以断定,李荣有独立注解《庄子》的理论能力。     

《周易》经传"行"字字义分析

本文乃就《易经》及《易传》中的"行"字,分别探究其用法、涵义,结果发现"行"字在《易经》卦爻辞中的意义,大致是以道路、行走为核心,引申出行为、行动、施行等意义。而到了《易传》的"行"字则不仅进而引申有德行、运行、流行及抽象的道路等义,且出现"天行"、"志行"、"上行"等语词,而触及了天道、阴阳关系、事理顺逆等抽象的思维,等于向形上学再跨出了一步。由此可以证明《易传》对于《易经》的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故唯有将经传比合而观,探究二者内在的关系,才能切实掌握从《易经》到《易传》之发展、演变脉络。     

朱道朗与青云派

郭武在《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据清初周体观撰《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南昌青云谱道院住持朱道朗实际上就是清初著名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其人经历曾有一个由"贵"转隐、由"佛"转"道"、由"全真"转"净明"的过程。     

全真道吕祖蓬莱派及其祖庭考北大核心SSCI

《诸真宗派谱系》载有全真吕祖蓬莱一派,但对该派的创建地语焉不详。对于吕祖蓬莱派的祖庭、创建者及创派时间等问题,迄今学界尚不清楚。本文运用隐仙观现场的碑石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青州全真修真宫考

青州修真宫现存十六块碑刻,除去三块与道教无关和一块残损严重无法辨认外,剩余十二块碑刻都或多或少地提供了关于修真宫的信息.以修真宫现存碑刻与相关方志为主要史料,本文对修真宫的创建时间、宗派归属与历史兴衰进行了考察,最终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元元统元年(1333)以前修真宫已经存在.其二,明大德至清嘉庆年间,修真宫一直由全真龙门派道士住持,清嘉庆年间开始转变为由全真嵛山派道士住持;且由修真宫的传承情况,推算出龙门派极有可能创派于元代中期.其三,修真宫为明清道教历史兴衰的缩影.     

元代及明初武当山五龙宫全真道的传承

五龙宫是武当山极为重要的宫观,自南宋开始,符箓道派在这里就有很大的势力.元代初年,全真派与清微派几乎同时来到五龙宫.作为北方新道派的全真道,在传入武当山之后选择五龙宫为其活动中心,就不得不面对与清微派道士合作的问题.终元一代,五龙宫形成了全真派与清微派共治的局面,两派之间互相师承、融合,全真道士很有可能还使用了张守清一系清微派的派字谱.明代初年,全真道在五龙宫迎来了短暂的独大局面.但是,随着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从全国选调道士充任提点,五龙宫又重新回到了全真与正一共生并进的格局.五龙宫全真道的传承史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全真道初传南方之后的生存境遇.     

北七真

道教全真道尊奉的北方七位真人,均系王重阳嫡传弟子。因对全真道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贡献,被尊为真人,并得列元世祖的诏封。他们是:马钰,字玄宝,号丹阳,原名从义、字宜甫。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创全真遇仙派。著有《洞玄金玉集》,《神光灿》《渐悟集》等。谭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原名玉、字伯玉。山东宁海人。创全真南无派。著有《水云集》等。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宗派佛教成立问题的再思考

正学派佛教与宗派佛教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意识[1]应该追溯到汤用彤先生关于宗派问题的论述。汤用彤先生晚年对佛教宗派问题十分重视,不仅在1962和1963年分别发表了《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两篇文章,而且留下大量读佛教典籍的札记,其中亦特别注意佛教宗派问题。[2]据汤一介先生介绍,汤用彤先生之所以如此注意佛教宗派问题,是因为他一直想修改和补充其撰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隋唐佛教史稿》。其中虽然对隋唐佛教的问题做了一些梳     

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与新的范式——《丘处机学案》评介

丘处机是金元时期的著名道士,系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门徒"全真七子"之一,乃金蒙之际全真道的重要领袖.他不仅因远赴西域面劝成吉思汗"不嗜杀人"、拯救大批百姓生命而得名著《元史》,且因所传全真道"龙门派"影响巨大而在道教内部享有崇高地位.对于丘处机的研究,至迟自清末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业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更涌现出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四川大学郭武教授新著《丘处机学案》(齐鲁书社2011年9月出版,共464页.系香港青松观资助出版的"全真学案"丛书),采用传统的"学案"编写体例,并结合金元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丘处机的生平事迹、著述思想、法嗣传承及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深入阐释,其见解颇与前人不同.以下,笔者拟对该书的内容略作介绍,并对其新颖之处试作评述.     

呼唤圆教的时代

一、前言天台宗的根本思想就是圆教思想。因此,天台宗的伟大,也就在于圆教思想的伟大!而圆教思想的核心,则是"诸法实相论",这个"诸法实相"的提出,见于《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卷一的〈方便品〉第二,所以《法华经》也就成为天台宗建立宗派的根本依据。天台宗的圆教思想就是从《法华经》的"诸法实相"而来的,在整部《法华经》中,对于开示悟入诸法实相(佛之知见)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又作了明确的指示。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辨正

《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攵、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倞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     

道教长春派在云南的历史和现状

长春派是明代高道刘渊然在云南创立的道派,未被收录于清代白云观保存的《诸真宗派总簿》.长春派的祖师刘渊然是净明道第六代嗣师,在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统治时期不断被重用和晋封,刘渊然及其高徒邵以正曾先后统领天下道教事务,而长春派从明代至今在云南一直有传承,对云南地方道教及中国道教有着深远影响.举凡研究明代以来的中国道教,特别是云南道教历史,多会涉及刘渊然、长春派,一些学者和笔者曾有相关研究发表①,而关于长春派的历史源流和道脉系谱的由来,则仍有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