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市民社会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体现为对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反思,力图达到对以个体劳动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改造,以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的一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这既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加以反思,又需要对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进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根本点在于面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国家可以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修正"式的市民社会批判;而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解决自身的矛盾,因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自由主义批判视域下的重理与检视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使得我们有理由重理和检视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效应。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对市民社会及其有限性的历史批判,使得无产阶级被抽象和规定为世界历史主体,而市民社会的质料方面,则被规定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由此建构起唯物史观。但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解读,则完全无视这一历史视界。马克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揭露王权及其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主义本质,并导向人民民主,由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以及政治革命,转向社会解放与社会革命,由此,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同无政府主义及其民粹主义区分开来。但是,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依然只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看成左翼激进主义,从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传统。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王兆良（安徽医科大学社科部２３００３２）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也首先是从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开始的。笔者以为以往学术界将马恩的“市民社会”诠释为...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现代国家观的批判

现代国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用以表征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的政治形式的最基本概念,他们共同肯认现代国家是对封建专制国家的超越。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二元架构现象,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代表着社会普遍利益能够实现对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整合,马克思则认为政治国家的实质仅仅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以普遍利益的方式在政治上的确认。黑格尔肯定官僚政治,马克思则予以批判。黑格尔推崇君主立宪制,马克思认为它只能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且后者也将被人民自治制度所超越。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批判

市民社会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最"唯物主义"的部分,它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概念是黑格尔市民社会辩证法的建构性因素,同时也是一个解构性因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根本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这种消极方面正是其市民社会辩证法中逻辑链条的断裂点。籍此,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重新勘定了劳动的消极方面在市民社会结构及进程中的真切意义,在扬弃劳动消极方面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市民社会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黑格尔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地方发现了新天地。     

试论承认与交往

马克思的交往学说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承认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论关联,从费希特主体间性的相互承认到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相互承认,再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社会交往,可以大致梳理出一条思想脉络。费希特从主体的自由效用性先验地演绎出主体间性,论证了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的相互承认构成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黑格尔则从更加辩证的和现实的视角提出市民社会中人们在劳动、财产、交换和契约中达成相互承认。最后,马克思在黑格尔关于劳动的承认理论基础上,建立起唯物史观的社会交往学说,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交往的异化形式。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市民社会理论”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一、“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分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即俗称的所谓《184 3年手稿》对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形成有极重要的作用 ,它标志着马克思从此开始摆脱黑格尔的决定性的影响 ,而走上独立的理论探索之路。《184 3年手稿》的中心问题是 ,在黑格尔那里 ,市民社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成政治国家的 ,以及在说明方式上黑格尔犯了怎样的错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 ,扬弃市民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分离的根本办法和最终归宿 ,在于由市民社会进展到伦理国家。马克思在手稿中着力批判了这一点 ,他认为黑格尔所表现的正是把主权理解为国家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定在”与“社会定在”概念及其独特意蕴

在德语语境中,"Dasein"概念在最初发展中就获得了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规定。随后黑格尔以思辨辩证法的逻辑赋予了"Dasein"以变易性、有限性和否定性,并在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中赋予了"Dasein"以特定经济关系的现实内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颠倒了黑格尔对"Dasein"的既有设定,重新赋予它以肯定性、现实性和基础性的意蕴。但由于此时马克思没有真正把握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主要是在国家法的语境中把市民社会之定在理解为政治定在,因而他将这里首次出场的"社会定在(social Dasein)"概念主要把握为政治伦理关系,并在具体思考中孕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但在中英文的转译中,"Dasein"和"social Dasein"的特定内涵通常被遮蔽了,因而亟待重新发现与辨析。     

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两种政治哲学观念的交锋

本文把黑格尔对法权制度的历史经验阐述从辩证逻辑体系中抽象出来,展开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国家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并为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笔记准备条件。本文分析出马克思的笔记中逻辑学批判、政治批判和经验批判的三重要素,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冲突集中于"中介"是否能够调和矛盾的问题。本文在强调马克思对革命民主主义论证的同时,也分析了他当时不成熟的思想带来的误解,并指出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最终发现了私有制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基础,由此开始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青年马克思社会政治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青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遭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由此分享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给出了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构建中项来解决,并把这种表面的解决当作事情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解决思路的灵魂是由思辨唯心主义所提供的,最终仍然难免是神秘主义的。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分离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离和对抗,因此不可能在不打破现代世界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思辨的调和来克服,相反,只有借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加以克服。激进民主、人类解放、共产主义都可以视作是这种克服在理论上的表现。     

马克思究竟如何超越黑格尔？——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点问题”

作为市民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有两重意境,一般唯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这使它成为显性的概念拜物教与隐性的资本拜物教的形而上学耦合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不能只在一重意境中进行,必须同时反对一般唯心主义与物化意识,既要反对概念拜物教,又要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是全面、深刻、总体性的超越.既要超越哲学,又要超越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质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斯密和弗格森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意识到崛起中的现代工商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市民社会道德危机的方案。他们的启蒙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马克思在摘录斯密作品时写下很多评注,也多次提到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马克思的相关探索至今具有重大意义。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应重审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构建的合法性原则,坚守马克思辩证汲取启蒙思想之后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当性立场。     

法、自我意识和国家——重访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黑格尔转向”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康德-费希特形而上学转向黑格尔辩证法,并运用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论证自由原则的阶段。但仍存在分歧的是:自我意识究竟接近康德-费希特还是接近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如何与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并存。回到1840年前后德国的思想语境以及青年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去,从历史法学派争论、基督教人格主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演进出发,可以发现:以自由的实现为原则,建构将现实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法和国家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初期聚焦的问题意识。相应的,较之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现的"唯物主义转向",由"物质利益难题"所引发的"市民社会解剖",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唯物史观"的制订,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更为关键的理论转变。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和转换

黑格尔哲学既是以柏拉图主义为建制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完成形式,也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德国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观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一般形而上学问题,黑格尔并未超出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奠定的基本架构,而是进一步将其系统化了;其二,德国形而上学问题,黑格尔对德国现实和时代关系的思考所体现的矛盾特质,是这一问题的延续和集中表现;其三,德国形而上学与德国现实的关系问题,黑格尔以理性国家观去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提供哲学论证。青年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逻辑与其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与转换的过程是内在统一的。大学时期,马克思在法学研究过程中触及了黑格尔哲学观的根本疑难;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启了从“超感性世界”转向“感性世界”的哲学研究方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初步把握住了黑格尔哲学观问题,把对黑格尔哲学观的理论批判转换为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实践批判;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本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观问题的颠倒与转换。     

葛兰西与市民社会观北大核心CSSCI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其"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当他提及黑格尔时,想到的是鼎盛期的市民社会,是规范经济关系的体制。葛兰西认为,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市民社会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环节,意识形态是新历史的设计者。列宁强调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当政治社会被重新吸收到市民社会中时,国家就会消亡。     

葛兰西与市民社会观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内涵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其"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当他提及黑格尔时,想到的是鼎盛期的市民社会,是规范经济关系的体制。葛兰西认为,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市民社会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环节,意识形态是新历史的设计者。列宁强调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当政治社会被重新吸收到市民社会中时,国家就会消亡。     

浅析马克思法哲学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合理改造,从而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通过颠倒黑格尔逻辑中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历史辩证法遵循的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通过对民主制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人民在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考察,马克思发现私有财产对立法权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将法的本质确立为社会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非法权正义观——兼评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

当代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一般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实现正义的理论,这是用黑格尔的正义观来理解马克思,因而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格尔正义观的前提是私有制,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正义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因而"正义"不再是私有制下的法权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其实并不像布坎南所理解的那样,共产主义虽然不包含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但并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正义问题。在非法权的意义上,"符合社会性的人"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