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

文化的“革命”,是贯穿毛泽东一生思想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所要做的,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的颠覆式重构.     

评《毛泽东思想方法概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思想方法概论》一书(马中柱、孙志东、谭永灼主编,下称《概论》),它所探讨的对象,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广义哲学方法。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并且由于这一方法在革命理论与实践各     

毛泽东的农民权利思想及其实现道路的革命探索

毛泽东从我国革命实际和农民处境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利发展与解放道路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党关于农民权利认识链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包括"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解决农民基本生存权利、农民拥有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权利、要尊重农民"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政治地位与权利、在推动农业合作化中发展农民脱离"永久的痛苦"的经济权利等。     

浅析毛泽东诗词的史诗美与崇高美

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造就了其诗词特有的史诗美和崇高美。毛泽东的诗词几乎涵盖了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有着史诗般的深刻内涵。毛泽东诗词描绘了大自然的雄浑,塑造了崇高的人物形象,更表现出高尚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     

邓小平同志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毛泽东思想是主要由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理论。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对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这个理论在不断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学生和战友,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之际,研究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很有益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构建何以可能?

能否在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证成和构建一种关涉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分配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是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将自己定位在政治哲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位置,甚至也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工作与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联系起来,但在文本和思想史的视域中来创造性地证成和构建其政治哲学思想,这依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人的解放"这一概念中,容纳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几乎全部价值要素;二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推向了纵深层面;三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问题的思考,为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模型。     

邓小平与当代中匡思维方式的革命

由二十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了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先导,而随着第二次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又促使思想解放运动向广度和深度推进。这种群众革命实践发展与理性思维飞跃的互动、撞击、蕴育、再生,成了响彻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的时代最强音。而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思想、理论观点,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拨乱反正,更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纪伟人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也是当代中国思维方式革命的导师。     

"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时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取得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以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科学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了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革命家、政治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解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评“心理历史”的分析──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种倾向

评“心理历史”的分析──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种倾向钱宏鸣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者为了克服传统中国学研究者过分注重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发展史的缺陷，而提出了一种“心理历史”分析的方法。也即以无意识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史学方法为补充的方法来研究影响毛泽东一生的童年经历，考查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毛泽东的心理特征及情感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方法的研究侧重面主要表现为：凡领袖人物都有一种“维持自己形象”的内在心理结构。他们称之为“不朽象征”。而“不朽象征”作为一种内在心理结构，又由“革命不朽”和“存在的不朽”所构成。“革命不朽”是一种心理态势，旨在永远维护革命者的观点和行为来弥补领袖个人的有限存在。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毛泽东常将“革命的失败”视作比人类驱体死亡更为危险的事情，由此产生了反修防修的斗争。而“存在的不朽”指一种对人类具有适应和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抱坚定的信念，由此毛泽东始终把强调人的意志的作用放在重要的地位。但是“心理历史”方法由于割裂了人类理性发展与非理性发展的有机联系，将非理性和无意识加以其夸大。因此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错误。在方法上，由于“心理历史”分析所依据的绝大部分来自他人的描述和主观推测，     

毛泽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堪称文艺发展的指南。本文从毛泽东的主体条件、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革命文艺的需要诸因素对《讲话》略作阐述，并从七方面展开：一、毛泽东博学多才，在彼时党内惟有他能作出有关文艺的经典性讲话；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已开始孕育，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与文艺生活紧密相联；四、《讲话》这部具有隽永意义的经典，所阐明的文艺理论仍是鲜活的；五、《讲话》中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被证明是正确理论；六、提高和普及问题是文艺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七、文艺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在当前是一项紧迫任务。     

试论权利与公共物品的内在关联

权利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当代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一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本质上公共物品构成权利的基本对象,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保障人权的问题上还可以引申出如下结论:保障人权是有具体实在内容的,社会应该提供与之相应的公共物品,并尽量保证对与人权相关的公共物品的享用权。     

毛泽东延安时期文艺普及思想的政治图解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普及思想不仅是一种文艺主张,更是一种文化政治理念。它在毛泽东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及延安文艺现状的审慎分析之后出场,以走进民众作为政治方向,而提升民众则是其政治目标。在实行这一思想后,毛泽东关注了来自文艺普及实践的政治反馈。如何改造和团结民众尤其是农民,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在考虑的问题。     

橘朴的通俗道教研究述论

橘朴的道教研究有两个特点：社会立场与内在视角。社会立场针对的是精英立场，内在视角针对的是西方视角。橘朴提出了“通俗道教”概念，开辟了日本道教研究的新路径，那就是从民众出发、从本土出发，重新理解道教，运用道教资源改造社会。通俗道教概念具有丰富的启示性，它提示我们宗教问题的本质是群众问题，活用中国本土资源，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修正现代国际关系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宗教思想及其政策实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列宁的宗教思想与政策实践是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宗教思想的直接继承,同时借鉴了巴黎公社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它产生于俄国特定的政教关系与社会语境、对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切关注以及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是在俄国这一特定时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列宁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宗教这一重大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系列光辉鲜明而又有待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思想,如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要把政治分野放在首位、做好统战联盟工作、从革命大局处理党员信教问题、要善于宣传无神论,避免加剧宗教狂热,特别是要与改造现实、提倡科学相结合,并把改造现实的革命任务放于主要位置等,并付诸于实践,值得我们今天大力借鉴。     

青年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境遇中的自由及其悖谬的辩驳

立足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所确立的"自由"及其悖谬进行辩驳,是1843年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变革的重要环节。这种辩驳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实现的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及政治国家的建立,辩驳"自由国家"及其唯灵主义;二是围绕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实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及世俗生活的塑造,辩驳"自由社会"及其利己主义;三是围绕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导致的人的二重化及公民身份的建构,辩驳"自由公民"及其形式主义;四是围绕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引发的精神解放,辩驳"自由精神"及其虚无主义。     

权利的进化博弈论解释

权利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依据进化博弈论可重新解释权利。在博弈论的形式化表达中，权利呈现出囚徒困境结构。根据进化博弈论中大量关于囚徒困境的研究可推论出：(1)权利能够在小规模共同体的长期互动中自然地进化；(2)如此进化而来的权利能够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并且遵从权利的约束将导向长期纳什均衡。我们之所以拥有权利，是因为权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在长期互动中自然实现的均衡，背弃权利的均衡将使整个共同体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解释无需诉诸上帝的意志等形而上学论证，也不预设意识形态立场，它只需诉诸社会科学所发现的规律以及人们对相关后果的反思。这与现有权利理论的解释是不同的。     

现代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与权利旨趣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现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诉求,需要将其置于以权力-权利为脉络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加以界定和阐释,以获得必要的现实感与规范性。在权力的逻辑中,当爱国主义蕴含着对现代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同与忠诚时,"对祖国的爱"能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爱国主义也成为捍卫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需要廓清爱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边界及其指向的政治权力的边界。这是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在权利的逻辑中,爱国在广义上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权利。将这一权利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现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机制,既对由权力话语单边塑造的爱国主义有所矫正,也为探寻现代爱国主义理论中政治权力的边界、以及厘清权力-权利之间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指引。     

韩国"三流政治"的一种解读:革命与意识形态视角

革命概念说明,尽管韩国赶上了发达国家,但是在最基本的身份体系及其相关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身份体系及其相关观念同现代社会普世价值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是韩国政治混乱的深层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在韩国具有特殊性,这就是它暗含着仇恨,而这一点又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使得在不同政见者之间发生的政治行为很难以平等和坦诚的理性讨论来进行。而且,这里的意识形态与因革命缺失而得以维系的身份体系所造成的先入之见,以及只顾自己利益的立场结合在一起时,公正、宽容、民族和国家等更根本的利益很容易被丢弃在一旁,由此政治就堕落为三流。而三流政治,其实是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毛泽东反面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反面教育思想是以由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逻辑学、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革命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所构成的完整的理性结构为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逻辑学是毛泽东哲学的基础部分,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其重点内容,革命人道主义价值观则是其灵魂和统帅部分,三者共同构造了具有系统整体性的毛泽东哲学。此三者分别为解答反面教育是什么、怎样实现、为了什么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这些解答共同构成了反面教育何以可能这一总问题的解答。因此,尽管存在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足,但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反面教育思想不是一种意见而是一种具有完整理性结构的真理,是一种具有深刻哲学智慧和巨大政治勇气的真理。     

毛泽东对中国德治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被称之为德化政治或伦理政治。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予历史总结的毛泽东,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继承中国德治传统的同时,又在探索着对这一传统的超越,在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德治思想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