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思想内涵辨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忠恕之道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狭义的忠恕是行仁之方,即追求仁德的实践功夫。在道德实践中忠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忠偏指诚敬以存心,恕偏指恕爱以应事。忠恕之道是本于人情感发用的普遍规律而指出的实践方法。当人心能忠时,则自然能做到恕。广义的忠恕即人本忠恕之道以为存心应事之法则,而表现为一种以人格教养为根本,进而成己成物的道德精神和伦理思维,即通常所言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是一个总体纲领,而忠恕之道是具体的实践方法,两者是内外或本末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儒家仁道的核心原则和基本精神。     

借鉴中国传统德育方法

借鉴中国传统德育方法徐雅芬在《中国优秀道德传统教育与高校德育》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有积极的借鉴作用。１．“忠恕”之道的道德教育法。“忠恕之道”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家的一项基本道德教育方法。所谓“忠”,是指“己欲立...     

儒家忠恕思想的道德意蕴

忠恕之道是儒学的根本大道,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和灵魂。忠表现为尽己之心,要求人们立己、达己。恕表现为推己及人,要求人们立人、达人。忠恕为君子一德,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忠恕与仁不可须臾分离,忠恕是行仁之方,仁涵摄忠恕。在文明社会,尽己、推己的忠恕之道,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美德,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仍需要坚守与把持。当今社会,尽忠行恕,通达仁道大本,树立道德自觉,需要在敬、宽、让方面下一番修持功夫。     

试析儒家忠恕思想中的"己"

在忠恕思想中,"己"或"自我"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已"作为忠恕思想的起点,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与他人、社会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不断拓展、延伸;其二,"己"概念蕴涵了深刻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期望;其三,在"忠恕之道"中,"己"的价值将在日常道德行动中、在道德原理的实践中得以显现.     

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为人处世之道,亦即儒家根本的人道理念。忠恕之道分为“忠道”和“恕道”,前者是对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极认真、极虔诚的态度;后者是对人的态度,表现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宽容等品质。忠恕之道所内含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孔子“忠恕”思想发微

“忠恕”在孔子儒学中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朱熹解释其意义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这就准确地指出了它在词性上既有形容词性又有动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含义不会局限于道德一域,而是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它同时具有个人道德修养、社会政治实践和知识论三个层次的含义。当然,这三者在“忠恕”中是一个以一贯之的混融整体,我们这样区分,纯粹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闻道反己:郭店儒简的修身论

郭店儒简对儒家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这种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既丰富又深刻地贯彻在郭店儒简的道德修身论上,具体说来:在道德修身方面,郭店儒简注重发挥了孔子那个"为仁之方"的"求己"与"内省"方法,所谓"君子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类,并藉此深化了诸如"君子敦于反己"和"闻道反己,修身者也"的修身之道,而且这种修身之道又肇端了孟子诉诸"反求诸己"来"尽心""知性"以及"知天"的心性修养之源。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超越"忠恕"之道——《中庸》"道不远人"章义疏

<中庸>一书引"子曰"处甚多,"道不远人"章[1]即其例.此章论君子之道,内及"忠恕",与<论语>颇可映证.然细加推绎,又可见其说己非"忠恕"所能范围.深入研究此章,既有利我们看清<中庸>作者对孔子"忠恕"思想之发展,同时,对我们认识<中庸>所引"子曰"之特点亦不无裨益.     

孔孟老庄“乐”的思想意趣辨正

作为情感的乐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被先秦诸子尤其儒道两家赋予丰富内涵。孔子之乐有圣人气象，但并不是严肃、偏道德性的“乐道”，而是道、物、事、人兼有的庸常之乐，乐无所不在并与生命合为一体，可称之为“浑涵之乐”；孟子则将乐分为五个层次，以君民同乐最高，乐被赋予政治意涵，同时其道德性也凸显。此外，孟子性善论视域内，乐的形上意义被发掘并被统摄于善，有“乐善”之说，本质是性、情打通；老庄道家主虚静平淡而排斥情，故老子不言乐。不过庄子以乐发挥“逍遥游”之旨，乐得到新阐释。“天乐”“至乐”说，乐上升至天地境界，哲学性被提升至最高级。     

孝何以为道——以《论语》“无改于父之道”章为中心

"孝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所强调的孝的真实依据在于正当合理之"道",源自于传承氏族生存经验、延续氏族生命,指向对作为至高德性价值的仁的追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亦并不是盲目地听从父母之言,而是基于理性的道德判断与对父母深切的爱慕之情,继承先辈所开拓之志业、弘传先辈所传承之善道。孝同时表达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关系,孝不仅意味着子女通过自身道德实践培养自己的德性人格,也意味着父母成为爱慕、学习、模仿的典范,从而使父母、子女双方的德性人格得以共同实现。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行仁之方",它一方面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平等互利中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不要以己之意志强加于他人。因为在这一道德准则中蕴含着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及其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的思想,所以它又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主张的"振兴中华"与"永不称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可谓传承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     

熊十力“性智”统领“量智”下的新儒家知识论

作为一名当代新儒学的开创者,熊十力力图通过构建一种新型的儒家知识论,来回应现代科学对于中国传统儒学的挑战,并为他的形而上学寻求可以利用的理性资源。但是,以《量论》为代表的知识论提纲,却展现出其知识论所存在的种种限制:(1)将知识论与形而上学、逻辑学、辩证法混为一谈,从而未能真正把握知识论的真实意蕴;(2)对于自己所言称的知识论只是提出了某种纲要,而未能真正深入地撰写出成文作品来;(3)强调玄学真理、性智、德性之知对于科学真理、量智、见闻之知的统领作用,从而倡导的是一种以德性来消融和归纳科学知识的狭隘的新儒家知识论立场。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从仁的四个层面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是德性伦理 ,它的核心是仁学。仁学是一个较大的思想体系 ,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容。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可以同西方伦理进行广泛的比较与对话 ,亦可以互相补充 ,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中 ,“亲情”之孝是人间关怀得以形成的自然的情感基础 ,“忠恕”之道则是人间交往的普遍原则 ,“爱物”之情为生态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提供了极宝贵的价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