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人工智能的形式伦理及其逻辑基础

欲使人工智能体具备道德决策能力,一种可设想的工作是基于形式伦理,即把伦理原则或规则形式化。形式伦理学的初衷并不是面向人工智能,但其做法却适用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形式表达必须基于某种逻辑语言及其推理规则,经典逻辑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发展和道德、行动相关的逻辑来适应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需求。最为著名道义逻辑为形式伦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应该把它和心智逻辑结合起来。从人工智能体实施行动的过程来看,能动性逻辑是表达机器的道德行动与推理比较有前景的逻辑。     

论弱人工智能体的道德性考察

弱人工智能体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人工智能(AI),其自主性可能隐含相应的道德问题。弱AI因其深度学习模式而有类似于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但它没有自我意识或意向性，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与实践相关的实践理性和伦理德性，也不具有休谟式道德发动意义上的情感，从行为本身以及从行为者本身来看，弱AI并不具备道德行为者的基本要素。然而，弱AI是具有一定自主性且持续发展的行为者，属于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行为新类型和伦理新类型，学界亟需加强对当代AI的伦理研究，为迎接强AI的到来准备好伦理条件。     

作为“他者”而承担道德责任的智能机器 ——一种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的责任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不具备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因此不是道德能动者。从责任的他者视角出发对智能机器道德自主性与意向性的质疑,并不能否认其具有道德责任能力。从他者期望型道德责任的角度看,智能机器由于人们的期望偏见、智能偏见和地位偏见而不被承认具有道德责任能力。如果智能机器想要在现代技术社会的责任网络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如实地期望智能机器人的道德责任,摒弃事后立场、语境不匹配、人类中心主义等经典责任伦理面临的问题,从而生成新的他者期望型道德能动者。     

分布式道德机制：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新策略

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的目的是让它们在道德实践中与人类和其他智能体更好地相处。目前主要有四种建模策略：隐式、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和混合式。但是这些策略存在技术层面的困境,如设计范式、道德转译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并且在社会层面上也难以应对伦理对齐的困境。这是因为现行策略认为人工智能体在道德实践中发挥着线性作用,能够独立实现某种外在的道德规范,从而将人工智能体从实践中隔离出来。采用分布式道德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体道德建模,将人工智能体置于多智能体系统中,可以在人与人工智能体的交互式道德实践中形成开放、包容的道德规范和分配式道德责任。这种机制不仅能够消解现行策略的困境,还能够促进人工智能体与人类之间形成道德共生关系。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哲学争论,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争论最为激烈。哲学争论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与挑战,诸如道德决策风险、社会伦理问题、主体人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问题等。而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须以马克思科技史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并从伦理制度建设、人工智能监督等方面着手介入。     

论道德冷漠及其化解路径

道德冷漠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典型伦理病症。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道德冷漠表现为道德情感上的麻木淡漠、道德判断上的是非不分和道德行为上的勇气缺失,它们构成了道德冷漠的主要形态。工具理性的泛滥、道德认同的危机、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和犬儒主义道德态度的影响是造成道德冷漠的主要原因。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秩序、培育良善的公共生活伦理和提升公民遵守基本行为规则的意识是化解道德冷漠的可能路径。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试图厘清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的异同、相互之间的可引出性、它们的源头等问题。既从义务论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又从公共道德观的发生学的角度论证公共道德的非个人性的相对性。认为公职人员作为伦理主体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必须行使其价值判断、道德选择,并对其行为负责。     

论西方执政道德理念

执政道德理念是对执政何以必要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是执政实质正当性所在。从执政伦理发展史来看,西方最主要的执政道德理念有:安全与秩序、权利与公益、经济与效率、公平与正义。     

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构建

道德冷漠是指道德感、道德经验或道德判断的缺失或匮乏。道德冷漠一旦弥漫成一种社会化的道德心态和道德氛围,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感到个体在道德上的无力。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为提升主体的道德能力,需要从个体的维度,确立主体的道德信念、培养主体的道德情感和构建主体的道德人格;需要从社会的维度,实现社会规范和人际关联的道德重建、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的法制重建以及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的文化重建。     

论人工智能伦理建构何以可能

主体性是进行独立价值判断以及伦理探讨的前提,也决定着人工智能及其伦理探讨的阀域。没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仍属于技术工具范畴,其伦理的探讨仍囿于种际伦理视域;拥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才能生成自身的道德规范。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思考以人工智能的主体性设定为基础,集中探讨人工智能伦理的理论前提、人工智能伦理的边界,以及建构人工智能伦理的可能性等问题。     

道德主体意识发展的三阶段

在道德领域里,意志自由的真正含义首先是指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必然性的认识。“善”以“真”为前提,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只有认识和把握了道德规范的必然性才是可能的。从认识论角度,可以把道德主体意识划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的前提逻辑、演进脉络和经验规律

道德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中蕴含着前提逻辑：利益关系分化撬动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根基，集权秩序瓦解增强了道德生活的自由化张力，在新旧道德秩序更替的未完成状态中，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为疏解现代性道德矛盾提供了可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历经阶级革命伦理—国家建设伦理—改革开放伦理—民族复兴伦理等主题，逐渐从唤醒主体自知的道德觉悟，到建构集体共享的道德制度，再到维护兼容多样的道德秩序，及至塑造和谐向善的道德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转型，通过把握善恶世界的经验规律来引领道德实践：就道德秩序优化的内在结构而言，注重国家伦理与公民德性相融合、普遍规范与自由意识相联结；就道德环境治理的领域关联而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筹兼顾。     

道德法律化的途径、方式和表现形态

法律中包含了伦理性内容和技术性内容,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法律都有着伦理道德的基础.道德法律化是立法中的普遍现象,它经历了从伦理、物理再到法理,最后成为法律的过程.道德法律化的具体方式包括道德向法律的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法律最后拥有了技术性和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从道德法律化的表现形态上看,它包括道德义务的法律化和道德权利的法律化,以及道德的公法化和道德的私法化.在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道德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法律的价值基础,演变成一种制度性的伦理形态,并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

近年来,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     

论记忆道德

记忆伦理涉及记忆主体与处于一定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共同体之中的人和物的关系问题,其核心要义是要求记忆主体记住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记忆道德反映人类在主观上和实践上对记忆伦理的体现程度。具体地说,它反映记忆伦理通过人类的道德思维、道德敏感性、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得到体现的实际情况。记忆道德可以区分为个体记忆道德和集体记忆道德。无论记忆道德是以个体还是集体的形式存在,它要求人类的记忆行为遵循三个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即公正原则、以实践作为检验记忆价值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及记忆建构责任与记忆传承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道德焦虑”的现代性反思

从伦理的角度看,道德焦虑体现了人类对“善”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类对自身所处的道德困境进行反思时做出的心理反应,在维持伦理秩序和人性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焦虑毕竟是一种精神困扰,它在当今时代的凸显,意味着我们陷入了现代性道德困境中.从道德焦虑的伦理本性及其产生的现代性根源来看,要有效化解道德焦虑引发的精神困扰,把道德焦虑转化为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的精神动力,我们必须做出一系列伦理上的努力和尝试.     

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

文化三自的提出和阐述对思考道德三自,即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有重要启示。道德自觉是指道德对于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要有一个自觉的担当和深切的认同,道德要努力地构建时代的精神高地。道德自信源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表现为在内涵上,相信并坚守着自己道德文化的优势和优越;在外延上,相信并扩大自己道德文化的实力和魅力。道德自强源于它立足于人性内部,来自于人性自身,即道德可以自强是因为道德可以从人性自身汲取永恒的力量。与法律相比道德自身拥有一种自强的力量,拥有一种内在约束力和内在的驱动力。     

伦理与道德之辨正

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是比较模糊的。本文试图从词源学的角度并结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应观点对二者的内涵加以区别界定并对二者的关系加以厘定:道德是个体对自身完满性的价值追求,具有主体性与私人性;而伦理则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具有“互主体性”与公共性。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道德的提升。笔者认为,对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和厘定将有助于伦理冲突的化解、伦理关系的协调以及伦理秩序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