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道德动机的道德心理学诠释路向

区别于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哲学的道德心理学并不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为目标,而是通过研究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来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动机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以澄清"欲望"和"理由"这对概念为内在前提,深度考察"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激发和行动者的实践思考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并非我们能否直接被某些考虑激发起来行动,而是激发行动的考虑在本质上究竟是认知状态还是非认知状态,这也是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论迈克尔·史密斯对动机休谟主义的辩护

在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与康德主义截然相反的解释进路,其核心主张可被归纳为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阵营的迈克尔·史密斯主张,不论在强的意义上还是弱的意义上,休谟主义都是对动机本质的唯一正确解释,对此他展开了三重激烈的辩护:一是区分了行动的激发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二是反驳了对欲望本质的现象学理解;三是澄清了激发性理由的目的论意蕴。在展开如上三重辩护的同时,史密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动机理论,进而对康德主义构成了极大的理论挑战。不过当史密斯将欲望作为核心要素去解释行动时,他对欲望大包大揽的做法使得欲望要么是在解释行动上不可能的,要么是在与"无意"的概念区分上模糊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广义欲望的策略并不必然能够得出欲望在动机中更基础的结论。对此,史密斯都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托马斯·内格尔论理由与欲望

休谟主义理论认为构成行动理由的基础性要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托马斯·内格尔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一个纯粹认知性的考虑可以不依赖于它与行动者的实际动机状态的关系而成为行动理由的基础,并且这一考虑本身就具有动机效应。内格尔认为伦理学在人类动机中的基础不是欲望,而是理由本身所拥有的体系结构,即由无时间性理由和客观理由所构成的一般理由的基本准则,它需要诉诸"人的形而上学"概念。但由于内格尔忽视了使得一个道德命题为真所必须依靠的非认知性状态,混淆了"决定欲望某个东西"与"对那个东西的欲望"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由于其论证程序本身所包含的循环论证色彩,所以尽管他对休谟主义构成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仍不足以彻底颠覆休谟主义的基础主张。     

论休谟主义者的道德动机

休谟主义者的动机理论是当代道德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道德动机的产生离不开信念和欲望的结合,反对道德信念能单独、自在地激发道德动机。本文首先分析了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与论证过程。其次,文章归纳了主要反对者的观点,即集中在对欲望和适应指向理论的质疑上。最后,文章利用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数据,提出道德信念自身无法自在地产生道德动机,回应了反对者的质疑,并认为这一争论是开放而持续的。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休谟式动机理论的本质

休谟式动机理论已经被当成道德心理学和行动哲学中的一个教条。然而,这种理论教条在很大程度上却导致了人们对于休谟哲学理论的误解。为了澄清这些误解,重新审视休谟式动机理论的本质显得十分必要,而这种审视的关键就在于厘清作为休谟式动机理论组成成分的欲求和信念的本质。通过揭示欲求和信念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心灵倾向,真正的休谟式动机理论不仅可以清除很多因为把欲求看作一种单纯的现象学观点带来的困难,而且可以改变人们对休谟动机理论仅仅作为一种工具主义的看法。     

欲望的本质和休谟式的动机

行动的本质动机是欲望还是信念,这是道德心理学和行动哲学中的一个核心争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系到行动的理性说明的结构,而且也在根本上涉及我们对道德动机和道德要求的本质和限度的理解。而行动的本质动机仍然是一种休谟式的动机。     

托马斯·斯坎伦的反休谟主义动机论辩护

在当代道德心理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通常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经典解释,其核心主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它不可以被还原为任何认知性的状态,也不可以被任何认知性的考虑所取代。托马斯·斯坎伦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强的替代方案:行动的本质动机是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并且理由判断才是动机的唯一来源。斯坎伦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这一辩护:其一,他认为欲望不能成为动机的基础;其二,他认为动机也不需要欲望作为基础。斯坎伦这一激进的辩护主要存在四个大问题:其一,他对欲望过于狭窄的界定是可疑的;其二,他对欲望内在结构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他无法说明非认知性的欲望中如何包含着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其四,他强调理由判断是动机的唯一来源的主张无疑掩盖了动机中其他必要因素的辅助作用。斯坎伦对休谟主义动机论的挑战是无疑的,但并不是颠覆性的。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休谟伦理思想中的普遍观点

普遍观点是休谟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在面对相互矛盾的道德判断时,需要普遍观点进行有效的调解.经由普遍观点而作出道德判断的赞同与不赞同仍然是一种道德情感.道德概念的正确使用和人们的情感交流需要人们采用普遍观点,而想像和信念的运作与作用则保障了普遍观点的采用.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工具理性原则与统一的能动性

在探讨是否存在所有行动者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时,我们无法绕开实践理性有哪些根本原则这一问题。休谟主义者往往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是实践理性唯一的原则,因此不存在所有行动者都有理由遵守的道德要求。对此观点的一个著名批评是,如果缺乏选择目的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算作违背了工具理性原则。休谟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等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有效刻画实践非理性的行为,而可能成功的方法则需要给予一些欲望特定的权威和地位,但这一做法反而暗示了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理解。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原则需要以绝对命令为前提来实现统一的能动性。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Motive与Motivation:从休谟的动机论到动机论的休谟主义

motive和motivation都可以表示动机,但motive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动的要素,因而一切能够导致行动过程发生的东西都属于行动的动机;而motivation意义上的动机则被理解为行动者被激发起来而行动的心理状态。近代道德哲学主要在motive的意义上讨论动机,比如休谟和康德。而当代道德心理学则将主题转向了motivation,强调从更可感觉到的(palpable)、更强心灵的(tough-minded)意义上来理解动机,从而更专注于心理状态的部分。从motive到motivation,伦理学通过道德心理学进路的明朗获得了推进,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也由一般意义上的动力要素分析逐渐转向了对心理状态的澄清,而这恰好是动机论的休谟主义理论对休谟动机理论推进的核心进路,这一进路的三大理论关键分别来自休谟、威廉斯和史密斯。对动机论的休谟主义理论发展过程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探究动机的本质,进而更深入地理解道德本身。     

欲望和信念的适应性方向

欲望和信念的适应性方向的理论源于休谟对心灵状态的基础性划分,是当代哲学关于实践理性讨论的重要支柱之一。对两种适应性方向之差别的说明,可以分为描述性解释和规范性解释。本文试图表明,规范性解释必然是诉诸问题的,描述性解释虽然有可能成功,但现有的主流理论都隐含地使用了一种诉诸态度的错误方式。在戴维森的认知主义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改造维勒曼的双层模型,我们可以为描述性解释开拓一个新的出路。     

休谟的反宗教的目的和目标——“阉割”的神话与《人性论》之谜的解决

对休谟哲学的传统解释认为休谟《人性论》出版之前删除其中有关宗教的讨论,对宗教问题没有直接的或实质性的关切;它们在《人性论》的目的和目标问题上或者采取怀疑主义观点或者采取自然主义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恰好是方向相反的和相互背离的。作者通过考察《人性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和哲学语境而提出一种旨在说明其哲学的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反宗教解释。按照这种解释,《人性论》的总体规划是参照霍布斯著作中的相似计划设计的,其目的和目标就是反宗教,其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成份就植根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人性论》系统地涉及和直接地关联于宗教问题,属于把人类从迷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反宗教或无神论传统。以此为基础,作者在文中对其反宗教解释的性质和意义做出概括性的说明。     

“是—应当”问题与现代道德哲学 ——对安斯库姆《现代道德哲学》的一种解读

休谟提出的"是-应当"问题在安斯库姆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斯库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显白的事实"从"是"中推出"应当"。但她接受休谟的动机理论,而这一理论给她的推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安斯库姆不自觉地引入了关于动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分。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是"中可以推出日常意义上的"应当"而推不出道德意义上的"应当"。这使得她最终主张抛弃道德意义上的"应当"而回到日常意义上的"应当",回到德性伦理学中的概念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