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道德模范的历时性演进图景及其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选树了众多的道德模范,为推进社会道德趋善向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解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模范的历时性演进图景,分析了道德模范的角色形象变迁及其体现的价值内涵,探讨了道德模范历时性演进对当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启示。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演进及其逻辑理路(1949-2022)

本文以1949年以来各历史时期的重要政策文本为依据,梳理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五个历史时期的核心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设时期的引导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主导模式、改革开放后探索发展时期的粗放模式、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服务模式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时期的共治模式。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经验,发现其内在逻辑理路主要体现在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现代化、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化解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政策引领改革创新等方面。因此,推进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拓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增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生性动力;坚持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智慧化手段;坚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整合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资源性力量。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伦理研究:进展、现状与问题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研究经历了从"现象分析"到"实践操作"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但其中关于乡村伦理的研究仍十分匮乏。新世纪以来,伦理视角下的乡村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乡村经济伦理、社会治理、道德建设及伦理文化重建等方面,但也存在研究内容不够均衡、研究成果较为零散、研究方法交叉不强、田野调查规范不足等问题。     

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文化具有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规范村民行为、构建村民精神家园等道德治理功能。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衰落、家族宗族影响的弱化、村规民约的失范和乡贤人才的流失等。必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现代公民;打造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加快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论公民社会价值的引入与德育指导思想的调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德育内容的解读与思考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对德育工作的指导价值有着一种建构性的设计,给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价值"两种内容和方向有所不同的指导价值。德育指导价值的这种设计思路,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社会道德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一方面既要向未来公民社会中通行的社会价值靠拢,因为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价值传统,继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方面的现实作用。德育指导价值上的这种建构性设计,符合我国社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     

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结合不同时期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任务而展开,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21年至1949年,通过土地改革进行乡村伦理秩序重建的革命性探索;1949年至1978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建构,产生乡村道德生活同质化的倾向;1978年至2012年,在农村改革和乡村社会转型中推进伦理变革与道德建设;2012年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重构乡村发展伦理,全面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从乡村实际出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宝贵经验.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论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

家庭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内含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家庭政策促使社会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家庭政策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才能实现其道德价值。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现状调查 ——基于七省七村的调查数据

现代乡村家庭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家庭和谐和个体幸福,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调查显示:乡村家庭伦理状况总体良好;乡村婚恋伦理多元并存;乡村亲子伦理失衡;乡村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乏力;乡村性伦理开放宽容和乡村生育伦理新旧交织。影响当代乡村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家庭财富重心和话语权转移;社会道德调控力量弱化;部分村民自身道德素质低下等。加强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推行"德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村民道德自律能力是改善乡村家庭伦理的基本建议。     

试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

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生活的陈陈相因,现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展现出了全新的样态,而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铺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循着它们的演变就可以捕捉到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脉动。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制度建设与伦理秩序重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由顺从压迫、不自觉反抗侵略到自觉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伦理觉醒过程。在此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奠定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运行,以文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伦理秩序重建与转型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中,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与优秀成分得以保存,伦理的延续性使其在新的乡村生活中仍继续发挥着维系作用。     

严复关于道德转型的思想及其价值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实现道德转型。他提出了道德转型的基本思路:确立人道主义为最重要、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以是否宝爱生命、尊重生命价值作为划分文明道德与野蛮道德的标准;确立两利为利的功利观;从普世伦理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相容性问题,发掘传统道德的价值。他的诸多思考至今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社会性道德视角下的市场社会道德基础探究--兼析经济学的价值判断

在个体层面上,“利己”与“道德”是人性中的两种德性,二者并不矛盾;在型构社会层面上．为了维系合作秩序的扩展,须构建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性道德基础。中国的传统社会缺失了社会性道德这一维度,休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社会性道德论说对于建设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有特别的理论借鉴意义。普世性的道德准则是经济学的前提,经济学自身的价值判断准则也同样拒斥不道德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可以不讲道德”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近代伦理转型中礼义廉耻思想的发展

管子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认为这些道德规范对国家的存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代中国的伦理转型在中西方伦理文化的碰撞中发生.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强调民众日常生活要讲求礼义廉耻,试图以这一传统道德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近代礼义廉耻思想与传统礼义廉耻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与区别.礼义廉耻思想对于当今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礼义廉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坚守礼义廉耻,继承优秀道德传统.     

由夏俊娜绘画看中国当代表现性绘画语言特色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绘画沿袭了一定的传统艺术精神和绘画特色,但是在创作思想与文化思潮方面却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表现性绘画融汇中西,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冲撞融合,表现性绘画在中国的发展也愈发呈现出了民族性、历史性、多元性的特征。从时代历史背景出发,以夏俊娜为例,追溯社会背景下的人文精神,探讨中国表现性绘画的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