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底线伦理"思想刍议

何怀宏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良知理论进行了高蹈道德与基本伦理的区分与剥离。这一学术努力不仅让我们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资源和局限,更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建立和维护"底线伦理"的有效机制的重要性。而其后何怀宏以其持续的伸展到社会正义和精神信仰的学术努力,为他的"底线伦理"理论建构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富于思想意义的架构中,"社会正义"是现代个人伦理的制度保障,而"个体信仰"则成为支持和提升底线伦理的一种力量。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论财富公正之间的互补与均衡原则

在追求财富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当我们按照某单一的公正原则来消除非正义现象而追求离正义越来越近之时,必然导致在另一种公正原则上非正义现象的不断扩大,即后者意义上的正义越来越远.在财富伦理上的重要表现是如果单一地将“起点与结果的平等”作为正义标准,则这种正义实施得越彻底,则会造成在“过程的平等”意义上的越来越严重的非正义.这就说是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得到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正义,此称为“公正的不相容原理”.而要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各种意义上的正义缺一不可,因此各种不同意义上的正义又是互补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要过度追求某种单一的正义目标,而要追求各种正义目标之间的互补与均衡,我们将此称为“公正的互补原理”.     

论现代社会救助正义与慈善伦理生态的构建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重新建构。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应该构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     

普遍伦理是先验理性的纯粹形式吗?

人们通常以为,"普遍伦理"应该是具有普适性的伦理原则,因此,要建构这样一种绝对普遍适用的伦理原则,就需要找到一个人类各民族、各利益集团共同承认的"公正"或者"正义"理念(idea).这样的理念应该是一种绝对理性的、纯粹形式的(formal)建构,而非那种实质的(material)、势必导致伦理相对主义的东西.例如,人们认为,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伦理原则,就是一条纯粹形式的正义原则.     

论正义的形态和功能

<正>义是在人类的现实处境下,处理现实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其实质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目标,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由此可见,"正义"形式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抽象的正义理念需要通过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形态来予以揭示。我们把正义的现实形态区分为普遍正义、具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普遍正义是社会合作的伦理基础,具体正义通过"求同存异"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个体利益,程序正义则是追求社会治理工程中的价值。     

“欲望”视角下《理想国》中的正义

在《理想国》第一卷至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们先后提出了四个正义定义,而这些定义从欲望的角度分析又可以分为对立的两类。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们预设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从而假定正义必然屈从于欲望。这样的正义论强调正义是一种行为并以"人自愿为恶"的前提。苏格拉底则坚持人的欲望需要由理性来引导,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基于"无人自愿为恶"的观点,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论证了"正义就是做适合本性的事情",在他的眼中正义是一种状态。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正义的现象学:从知识正义到审美正义

以知识建构为首要主张的正义理论,属于"知识正义"一类。对于各个知识领域来说,其所建构的正义理论,更倾向于某种标准化的知识表述,其注重"正义之前"的知识形构,忽略了"正义之内"的伦理反思,同时更缺乏对人类现象世界的关注和考量。加之知识领域的不同,造成了正义表述模式的不同,由此导致了正义归属之阐释的多元化和歧义化困境。由此,有必要在知识正义之外,自觉探寻一种从抽象理论到现象世界的审美正义,前者是朝向整体社会的规范正义,后者是面向个体情境的诗性正义。正视现象世界的审美正义,即是抛开知识正义对于理论概念的单向建构,从整体人类情境转向流动个体的道德省思,其最终目的是要经由文学艺术的"以美之审"来认识现象世界的"不美之事",通过"大审美"的德性想象来培育有正义感的"好人"。     

直爽:《论语》中的"直"

现代《论语》译本对"直"的译法并不一致,以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的译本为例,大致游移于"直爽"与"正直"之间。根据《说文解字》"直"的意义为无所隐匿,可以确定"直"的基本义为直爽。由此出发,对《论语》中所有章中的"直"进行疏理发现,"直爽"义可以综贯全《论语》,没有必要引入含有强现代社会正义色彩的"正直"义。特别是根据直爽义对"亲亲互隐"章中的"直"进行解释,对于儒家伦理与社会正义间的紧张将呈现另一景象。     

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分析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心智方向和结果,通过一种中庸之道的伦理原则和社会平衡原则,认为善与正义的哲学理念始终是社会个体和政治共同体应当达致的自然本性,特别倾向于从自然本性的角度为善与正义及其和谐社会思想寻求一种坚实而客观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希望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自然本性或自然秩序的紧密结合中阐释某种关于善的自然主义伦理和关于正义的自然主义政治的哲学理念及其和谐社会思想。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处境与心境——孟子之“见”的伦理意蕴

孟子性善论的证成离不开作为生活背景的"伦理处境",外在的处境是"触发"并"蕴成"内在善性的必要条件。在此"伦理处境"之中,"见"将个体与其他人、事、物直接勾连起来,从而使心性层面的"感同身受"或"触类旁通"成为可能。"见"既构成了一种原发性的生存场域,也传示出一种根源性的存在体验,这种场域和体验能让人们在凡俗而混沌的日常生活之中窥见善性之火花,明察本心之魅力,通达德性之境界。在"伦理处境"与"伦理心境"的交融之中,"见"的伦理意蕴意味着:良心或本心并非超越于生活之外的现成性、抽象化的知识概念,而是内蕴于生活之中的构成性、情景化的伦理态势。     

财富生产根本问题的马克思伦理之思

财富生产根本问题,从伦理视角析之,大体可表述为:财富生产目的的伦理要求,动机的伦理评价,主体的伦理确定,过程的伦理规定,效率的伦理深究。马克思立足"劳动",对财富生产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应以真实且促进人生幸福的财富为生产目的和动机;获取生产资料正义是财富可以生产的伦理前提;人道、自由、和谐是财富生产过程的基本伦理规范;劳动权利、义务公正分配是确立财富生产主体的根本依据。     

“制民之产”：从生存需要到财产权利——现代法权哲学视野下孟子“恒产”“恒心”关系再诠释

王者施行仁政当察觉民情疾苦,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尊重并维护其财产权利。民众"善心"必须以个人"恒产"被确立和保护为前提。孟子最早在个体职业、财产与整体社会稳定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制民之产"在君王是"发政施仁"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民众则是基本人权,包括产业权、财富权。民众只有在拥有产业和财富之后,才能行使自己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税赋的征收应当在生产财富与收取数额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以不超过民众所能够承受的程度为标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政府,财产权利都不可让渡,否则就意味着出卖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个体自由,随之而来的则是被控制、被支配。对财产权利的伸张,用制度形式保证个体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是"制民之产"的内在要求,也是个体法权概念的必然规定。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基于"团体伦理学"的视角,政府组织整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有四种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伦理组合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政府组织德性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性.在政府组织德性的建设中,"行政伦理氛围"作为三个变量,即"自变量"、"因变量"与"调节变量"在不同的层面起着作用.行政伦理氛围的建设需要制定"政府伦理计划",它体现为三个环节,即行政领导的美德学习、政府伦理制度化与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培养.     

网络治理中作为信任建构过程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行政秩序与公正目标追求中的伦理之思

伦理秩序与社会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与追求的目标,是贯穿于行政伦理体系的重要范畴,但二者又存在着矛盾的关系,行政主体重视秩序,行政客体关注公正,而一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实现,总需要社会公正作为它的基础与支撑,这意味着政府只依靠强制性的法律秩序供给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提供具有正义的道德秩序供给,如果自身行为不正义又不能制止社会不正义,就会形成正义的脆弱性局面,从而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论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正义

"什么是正义"与"正义如何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表达主体的伦理意识;后者追寻正义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试图给予"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以永恒和普世的答案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正义的形成逻辑预制了正义的相对性。正义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在特定价值关系中人的言行方式及其后果所具有的正当性,是衡量和评价行动是否符合一定价值关系框架中的共享规则的结果。正义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实践主体拥有被限制和规范的自由;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实践主体以契约形式形成共享行为规则,从而推动正义由个体观念走向正义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在于规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