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论与道德运气——一种康德式的视角

一般认为,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义务论并不考虑"道德运气"。然而,按照威廉斯等人的观点,人的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运气实际上深刻影响着关于一个行为的"道德判断"。本文认为,康德伦理学并非不考虑"道德运气",恰恰相反,现实层面的复杂性正是义务论所思考的出发点,主体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始终不可能脱离开各种运气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康德的义务论才必须提出一种脱离各种运气的法则与原理,它们能在"最小意义"上作为道德行为的衡量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基本的"行动指南"。也就是说,康德伦理学不仅不反对或者排斥运气,反而以其自身的原则建构给各种意外情况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     

规则伦理的宗教痕迹与美德伦理学

在美德伦理学讨论中,规则伦理学被批评为一种具有律法主义色彩的宗教残留物.在美德伦理看来,规则伦理学残缺地继承了基督教的伦理思维框架,不恰当地理解"规则"的性质却又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提供充分的依据.因此美德伦理学主张,必须改变规则伦理学的思路,不把"规则"视为某种普遍绝对的律法式条文,而应当看作人们用于处理复杂而不确定的实践问题的资源之一.     

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关于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不是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这是因为后者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进路的伦理学理论都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无论是康德主义的伦理学还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包括儒家伦理学,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证成儒家伦理学可以满足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基础性要求和完备性要求,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推动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还可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是反(或非)道德主义者吗?

一些学者依据马克思关于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非(或反)道德主义者,这些观点一般来说依据康德的道德理论来否定马克思的道德观,而马克思的道德观是在批判康德的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美德伦理学并把它和康德伦理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以人的尊严、自由和自我实现为核心的道德观念,赋予这些概念以自己的独特含义.这也使马克思的道德观在伦理学史具有独特的地位.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道德与人的尊严、幸福、卓越 ——与托马斯·希尔教授谈康德道德哲学研究

康德道德哲学一直以来是伦理学研究的热点。伴随着近年来美德伦理复兴引起的对于规范伦理的反思热潮,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方向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围绕"尊严"、"爱"、"德性"等核心概念对康德道德哲学目的论维度、德性论维度的考察展现了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新重心。托马斯·希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康德研究者,近年来发表了大量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专著和论文,在寻求康德道德哲学的新解释路径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他的访谈有助于读者了解其本人甚至本领域当前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     

何为美德：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视角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分歧不在于前者强调美德或性格,而后者只考虑何为正确的行动;相反,他们都充分注意到了道德行动对人的性格或美德的依赖。但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道德行动应该出于义务还是美德,还在于美德究竟应当依据自然目的还是实践理性来加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所代表的不仅是美德伦理与义务论的区别,还反映了对美德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解。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德伦理需要认真对待来自康德哲学的批评,回应现代人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需求,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

康德哲学有两个伦理学概念,第一个同"物理学"(探究"自然的因果性")相区别,把"自由的因果性"或"自由法则"(Freiheitsgesetze)置于思想的中心,第二个同"法权学"(源自罗马法的ius)相区别,"不为行动立法(那是ius的事),而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因而是"德性论"的伦理学(ethica)。后人往往遗忘康德第一个伦理学概念,而仅仅依据与法权学相对的第二个伦理学概念言说康德,因而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指出,这个误解源于黑格尔,已经延续了二百多年,但黑格尔对康德的指控自相矛盾,无视康德文本。许多英美的现代阐释者延续这一误解,试图把"法权论"从康德伦理学中分离出去,本文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批驳,阐释了这两个伦理学概念如何是统一的、一致的,必须把康德伦理学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美德本体论的出场与展开

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系统阐释了美德的概念意涵,并第一次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美德”这一基础性问题,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美德本体论。不同于以往美德伦理学家对美德概念的解读,他认为美德不是“有用的性格特征”,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性格特征”。哈尔贝希将托马斯·霍尔卡的递归理论发展为一种更突出美德概念之基础地位的“美德递归论”,认为内在价值是理解美德概念的关键。根据“美德递归论”,美德是对其他内在价值的态度,且其本身也具有内在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已陷入瓶颈期,哈尔贝希对美德概念的重新阐释有效解决了当代美德伦理学对美德概念和美德本体论关注不足的问题,他的伦理学说为“美德伦理学”之后的“美德理论”贡献了崭新且极富启示性的思路。     

康德伦理学的方法论缺陷

以黑格尔为代表,人们一直批评康德伦理学的空洞性即论断的抽象以及对认识对象的描述欠缺并且通常归咎于康德的伦理学形式主义(黑格尔,第290-292页),从而使形式主义成为众矢之的然而,笔者发现,康德的批判伦理学采用的是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就缺乏完备揭示认识对象的内在构成规律的能力,从而当然也就成为导致空洞性的一种原因。问题由此变得复杂化,因而至少不能简单地将康德伦理学的空洞当作否定形式主义的判决性实例。一、并非互逆的两种理论认识方法:分析与综合一般而论,认识应该或可能采用什么程式取决于作为认识目标的知识结构,因为…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何谓美德?——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图式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中的基石性概念。从其古希腊源头来看,美德概念是哲人们创造性地应对当时伦理生活的理论产物。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考察美德概念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塑过程,并揭示出下定义作为语言图式和功能论证作为实践图式在其中的运作方式和理论后果。与上述过程相对应,古典美德伦理学也呈现出一种继承发展的嬗变过程。对美德概念塑造过程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把握古典美德伦理学最重要的方法论特点,即伦理问题和逻辑问题相辅相成的动态统一性,从而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也论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关于美德伦理学是否具有理论上的独立性,是否可以归于以往规范伦理学(如功利主义美德论、义务论的美德论),哲学界一直存有争论。美德伦理学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即各种具体的美德概念。美德伦理学对基本概念以及概念还原主义的应用不是严格欧几里得式的机械应用,而是一种类似关联结构式的概念推理应用。以美德概念为基本概念的美德伦理学具有理论独立性,具有与以往规范伦理学理论抗衡的能力。     

伦理形而上学的“老问题”与哈特曼的“新道路”

康德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概括为"我应该做什么",并采取"伦理的形而上学"方法对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应然性和约束性、义务的绝对命令等"老问题"作出了回答。但这些回答从一开始就受到种种批判并延续至今,这表明康德的回答有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哈特曼力图绕过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而直接返回到本体论,把康德规定为主观的认识关系转向自在的存在关系,从而为应该存在的价值秩序奠定新的基础,以此对伦理学的"老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其价值和意义值得肯定。     

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麦金太尔论自我与共同体的联结——兼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美德何以可能

关于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麦金太尔将其置于美德理论建构的视阈中讨论。他提出了一种叙事性的自我观,从可理解性、可持续性、可解释性、角色统一性等方面提出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传统为这样一种联结提供了社会背景,实践的内在善则为其提供了规定性内容。而且,自我与美德之间的统一,要基于对共同体的善的认可来实现。正是社会目的论集中体现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内在结构。此外,他进一步刻画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爱国主义被视为一种核心的美德如何可能。     

论麦金太尔对道德分歧的解决 ——基于《追寻美德》的分析

如何解决道德分歧问题不仅是当代伦理学中的热点话题,也是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关注的焦点问题。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首先描述了当今社会道德分歧普遍流行的现象,接着对道德分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分歧问题进行了思考。麦金太尔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传统中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分歧问题。麦金太尔在追寻整个西方美德伦理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基于实践内在善、人生统一性和传统的美德伦理学说。然而,麦金太尔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并不为当代人们所信服,很多当代学者批评麦金太尔不仅没有解决道德分歧问题,反而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指责之中。麦金太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当今社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