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CSSCI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交互主体视角看儒家对世界伦理的贡献

现代学者尝试反思西方主流的追求普遍规则的伦理学理论,以着重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关系互动的方法诠释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观,并认为这是儒家能够贡献未来世界伦理的所在。儒家通过家庭与社会以及前人与后人的关系网络,以实践与示范作为传播方式,尝试建构其伦理价值的传播体系。以朋友关系作为突破点,则说明了儒家跨文化的价值传播的可能。在儒家的框架下,未来的世界伦理并不是发现绝对普遍的规则,而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关系互动,双方相互学习对方有效成素,不断地示范、实践与探索,从而追求道德价值在当下的场景中最适当的实践。这个框架便是对未来世界伦理的贡献。     

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价值之考量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道德原则体系呈现出三层结构的样态,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人文伦理价值体系。而贯穿其中的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可以概括为对"自我完善"及"兼善天下"的自由、平等、理性与完满的价值追求,具体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也是自律价值与他律价值的统一。这种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对现代中国的伦理价值系统既具有补充与匡正的意义,又具有向现代伦理精神转化和创生的内在机制。     

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有益探索——读《儒家伦理与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

邵龙宝教授撰写的《儒家伦理与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一书，是探讨儒家伦理进入大学德育教育的一部补白之作。它在疏理和诠释儒家伦理思想资源，丰富、扩大与增强道德教育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底蕴，特别是对儒家伦理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应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对儒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给予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作者对于儒家伦理的积极因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着重体现在独立人格节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责任感，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厚德载物的恕道精神，丰富的治世经验和“为官之道”，立品为人的…     

儒家责任伦理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以对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理解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体的责任伦理体系。儒家责任伦理既是世俗的伦理又是超越的伦理,注重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递进性,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性品格。发掘与反思儒家责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与不足,无疑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

儒家与医学的亲近关系是一个近世文化现象。这种亲近关系的一个标志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医学伦理体系的建立。这种医学伦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古的"知医为孝"观念,另一个是两宋理学家对"仁"的重新诠释。"知医为孝"观念的基础是以个体的自然关系为起点的儒家价值系统。这种观念仅能提供对医学价值的有限肯定。两宋理学对"仁"的新理解突破了儒家对自然关系与非自然关系的传统区分,构成这种医学伦理的主要概念基础。"仁"的"生生"之力与医学的"活人"具有同质性,使医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道德价值。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表明了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这一内在的相关性主要是什么,学者们的见解见仁见智.有些学者从否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例如"君子无所争"、"和为贵"与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的相互矛盾;有些学者则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例如"节用爱人"、"言而有信"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相互和谐.这些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范畴和命题)与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相互关联;但也有局限,因为它们总是纠缠于对立命题的争论,并且也难以体现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特有"关联(例如儒家伦理重视"诚信",新教伦理同样重视"信用").因此,从新的角度探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相关性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超越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立足于整体结构,从其内在张力出发,阐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信息方式—伦理方式”诠释框架的道德哲学解读

当谈及媒介与伦理的关系时,人们常局限于将伦理作为媒介实践的价值指导。媒介与伦理的关系还有另一重要旨趣,即媒介作用于伦理。以"信息方式"解读媒介,以"伦理方式"阐释伦理,"信息方式—伦理方式"的诠释框架突破媒介能够作用于伦理的传播学问题,从道德哲学高度复原出媒介影响伦理建构的道德哲学图景。信息方式通过具体的语言构型和交往行动,影响伦理方式的意义结构与时空因素,进而影响伦理方式"个体"与"伦理实体"两大概念元素的存在性状,最终在信息方式的文明生态中生成具有特殊立场、价值特征以及存在形态的伦理方式。伦理方式的变革将进一步深刻影响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造就整个文明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是伦理方式对文明的影响,更是伦理方式对其自身的文明诠释。信息方式与伦理方式的耦合,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刻的道德哲学意义。     

潘自勉: 论儒家伦理精神及其现代遭遇

论儒家伦理精神及其现代遭遇潘自勉儒家的伦理精神,来源于周易,在发展过程中又融汇了佛道禅的精神。形成了一种在上能使人孜孜于天理,在下可使人亲亲于五伦;居前可诱人于朝廷仕途,处后又令人安于尽心知性的自我省察之中。总之,它是一种二元化的处世精神。它的孕育成长,主要受社会关系的演化以及封建政治条件下道德理性的超前发展形式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与精神思维的直觉作用所致。这种带有历史烙印的价值体系在现代处于一种什么境地呢？如何才能使其具有一种现实的指导意义呢？这就要求我们从价值认识论的角度,并在关注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去认识儒家伦理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首先,从民族道德发展的社会背景来看,儒家伦理道德本体范畴和终极价值关怀在近代以来的衰落,已经证明儒学现代阐释的价值方向失去了社会行动力量。与人类早期的共同精神要求相适应的仁学遗产,必遭工业化进程中所滋长起来的现代境遇伦理意识的冲击,从而导致社会善恶标准存在的主观化和多元化。这正是儒家伦理在近现代面临的最大危机。其次,从中酉文化互补的角度上来看,近代以来,民族的历史已经转化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都深受工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处于日益紧密的相互     

儒家伦理的角色化之误

安乐哲提出"儒家角色伦理"范畴,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误读。角色伦理强调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义务,因此,它是一种消极的义务伦理。儒家伦理则经常突破人的社会地位和礼仪规范的限制,自愿地承担为他者的责任,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责任伦理。安乐哲误读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他没有真正把握住儒家伦理学中内在于生命的仁心,而在人生外部寻找儒家伦理的根源。     

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建构与价值指向

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主旨之一就是复兴先秦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并在中西印哲学比较中凸显了儒家人生伦理的圆融品质和跨越时空的独特价值与精神气质。梁漱溟把宇宙生命作为思考人生伦理的起点,以人"性本善"作为价值理论的前提,在直觉的指引下营造一个互相尊重、尚情无我的伦理价值社会,并对伦理本位主义作出了自己的独特阐释与评价。开掘梁漱溟人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予以创造性转换,有助于当代中国新型人生伦理思想的建构与弘扬。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