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作为权宜道德的技术伦理

通过对四种传统伦理观在面对高新技术时的困惑、局限及其根源的分析,提出了以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伦理和笛卡儿的权宜道德为基础,在尊重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的同时,以灵活具体的道德规则代替抽象不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发展了7条解决技术伦理问题的战略,并且强调技术伦理的有效贯彻关键在于将技术伦理变为制度伦理.     

论宋代道德生活的主流价值诉求——理学伦理的视角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是宋代道德生活主流价值诉求的集中反映和呈现.宋代理学伦理在回归儒学人伦本位、恢复意识形态文化和学理性文化双重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深深体现了道德生活中重建人间秩序、重继儒家道统；重构以“内在超越”为显著特征的道德性命理论；并为实现此种道德秩序而勇于担当主体责任的主流价值诉求.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中道德共识形成的逻辑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体系中,道德共识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使冲突的多元价值实现共存,使现代人从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中摆脱出来的重要支点。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经济伦理是社会伦理发展的睛雨表,更是直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时代局限性并存。为了充分挖掘儒家经济伦理的资源,使之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从伦理精神和伦理规范层面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改革,创造一个包容古今文明精华的制度环境。     

羞耻的本质及其伦理价值

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中,羞耻概念具有重要地位,基于两者羞耻德性的互诠,可知两位哲人分别认识到了羞耻本质的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羞耻的内在性与先天性,后者强调羞耻的外在性与社会性。这是构成羞耻本质的两个要件,而且这两个要件在羞耻德性的伦理价值上得到了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羞耻感这一道德力量的普遍衰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重建崭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应该以培植与提升个体自我的羞耻感为基础,因为羞耻是道德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羞耻的伦理价值与羞耻的本质也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羞耻具有消极的道德谴责作用,这是产生羞耻现象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羞耻又具有积极的伦理建构作用,这导源于羞耻内在于人性的基本事实。从道德哲学的理论视域上看,羞耻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在于它能够承担得起道德奠基任务,能够培育一种健全的道德人格,所以说羞耻对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论劳动的道德关系

劳动在造就了人的同时,也使人获得了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不劳动或不爱劳动就是不为社会尽义务,同时,社会不给劳动者劳动的机会,就是剥夺了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劳动过程中,职业化的劳动不仅要对行业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在劳动结果上,要实现劳动得失的平衡,体现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结合不同时期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任务而展开,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21年至1949年,通过土地改革进行乡村伦理秩序重建的革命性探索;1949年至1978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建构,产生乡村道德生活同质化的倾向;1978年至2012年,在农村改革和乡村社会转型中推进伦理变革与道德建设;2012年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重构乡村发展伦理,全面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从乡村实际出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宝贵经验.     

"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

“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但二者长期处于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状态,导致伦理学和道德教育“名不正而言不顺”。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以词源学为基础的三重比较:汉语言文化中的比较、英语文化中的比较、中西文化中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伦理”概念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公共意志等属性,“道德”概念蕴含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情性、人文、个人修养等色彩。“西学东渐”以来,中西“伦理”与“道德”概念经过碰撞、竞争和融合的过程,目前二者划界与范畴日益清晰,即“伦理”是伦理学中的一级概念,而“道德”是“伦理”概念下的二级概念。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有着各自的概念范畴和使用区域。     

“劳动”的伦理意义

劳动不仅具有经济价值 ,而且具有伦理意义。本文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三个层面揭示当代劳动的伦理价值     

个人道德、社会伦理的历史统一与老龄生存质量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正面临着严峻的老龄问题,这是拥有庞大人口的老龄生存质量的问题。政府已逐步对于养老金、医疗保障等基本方面作出社会伦理的支持,但尚未实现全民保障,特别是关于老龄抚养从本质上未能超越家庭养老的个人道德范畴。但家庭养老也正面临崩溃,从而产生中国2500年来价值道德的重大转换。当代,老龄生存质量因其紧迫性而成为优先课题。它的解决方向就是谋求实现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历史统一,这是借鉴康德、黑格尔的道德观以及丹麦老龄生存质量经验,结合中国老龄伦理的历史变迁及其发展成果,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视角得出的结论。     

伦理与道德之辨正

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是比较模糊的。本文试图从词源学的角度并结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应观点对二者的内涵加以区别界定并对二者的关系加以厘定:道德是个体对自身完满性的价值追求,具有主体性与私人性;而伦理则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具有“互主体性”与公共性。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道德的提升。笔者认为,对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和厘定将有助于伦理冲突的化解、伦理关系的协调以及伦理秩序的维护。     

厘清伦理与道德的关系

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从古至今,关于什么是“伦理”,什么是“道德”,以及二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直就是伦理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我们经常将二者混同,但是严格地讲,伦理与道德是有着显著区别的两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历史观对普世伦理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是其人的需要理论和人的本质学说,其主要内容揭示了道德的社会历史性、阶级性与全民性以及客观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社会历史现对正确评述普世伦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道德资本论的道德理解：伦理利己主义

“道德资本”是一个组合概念,由“道德”和“资本”两个概念联结而成.道德资本论者要想实现这一关怀必须隐含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解,即它所理解的道德概念是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概念,而这恰是其实践上软弱无力的理论根源.     

德性伦理及其现当代价值

现当代是否只适合发展规范伦理,而德性伦理注定趋向衰落?本文在分析德性伦理与道德特质、中国古代与西方德性伦理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德性伦理以及如何应对德性伦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德性伦理在现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仍是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历史与道德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述中,常常把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结合在一起,两种评价的结果往往不同甚至相反。因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尺度,看问题的着眼点不一样。但道德与历史本质上不存在二律背反问题,二者的尺度既不完全一致,也不绝然相反。     

制度伦理的道德审视

制度文明制约着社会主体的精神文明 ,而制度体系的每一社会制度 ,无不是对社会关系根本层面或某一具体层面的规范化。合理的制度安排 ,正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富有成效的依托和杠杆。只有加强制度伦理的道德建设 ,完善以制度为核心的道德建构 ,才能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禅宗伦理的现实摄义

文章阐述了禅宗伦理的道德价值内涵 ,并论证了其对现实德育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从禅宗伦理的善恶观和道德关系两个主要方面指出了这种现实摄义的必要性和适用性 ,并进一步提出了还可在禅宗道德制度、道德修行、道德认识和道德生活多领域进行理性借鉴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