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购物更快吗?决策场景与思维模式的相容性

既有文献对消费者延迟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决策复杂度、决策者特质或情绪, 少有对决策场景进行深入探讨。互联网购物时代, PC端与手机端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场景。针对手机端是否会加快消费者决策过程的问题目前也存在不一致的结论。本文引入决策双系统理论, 力图解释以往看似冲突的结论。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模式, 不仅会受到决策任务(产品价格)的影响, 还会受到决策场景(购买终端)影响。当场景与决策任务使消费者启动的思维模式相一致时, 会提升决策流畅度, 降低延迟选择。本文发现, 移动端(PC端)与低(高)价格产品更容易激发相容的经验性(理性)思维, 降低延迟选择倾向。反之, 则会同时启动两种相左的决策思维, 增加延迟选择倾向。本文从场景启动与价格启动视角, 将以往消费者单一的决策思维模式, 拓展到多因素启动的思维模式相容性问题; 同时本文通过探究延迟选择问题, 对价格策略与场景化营销带来启示。     

囚徒困境博弈中对手面部表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3个实验逐步深入地考察了囚徒困境博弈中, 对手的高兴、中性和愤怒面部表情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及相关变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实验1的结果表明, 对手的高兴表情比愤怒表情诱发了更高的合作水平, 且高兴和中性表情均比愤怒表情产生了更高的合作预期, 合作预期中介了面部表情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实验2引入指导语操纵被试的直觉或理性决策模式, 发现实验1的结果仅出现在直觉条件下, 却未出现在理性条件下, 且整体而言直觉决策模式下比理性决策模式下更合作; 实验3采用更加严格的时间压力范式操纵被试的直觉或理性决策模式, 发现除了高兴表情比中性表情也诱发了更多的合作行为外, 其他几乎复制了实验2的结果。基于这些结果, 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期揭示他人面部表情、合作预期、合作行为及个体决策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     

犯罪行为决策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犯罪行为是犯罪人决策的结果。犯罪行为决策研究旨在通过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有关原理,说明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行为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其成果能为国家制定刑事政策与犯罪预防政策等提供理论依据。犯罪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主要可分为犯罪理性模型、犯罪期望效用模型和犯罪前景理论模型。犯罪行为决策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心理物理法、过程追踪法、访谈法、投射测验法和犯罪统计法等。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探讨犯罪行为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并加强对犯罪行为决策的验证性研究。     

医疗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差异与调适

医疗决策是一项在危机情境下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面对疾病的突发性、紧急性、演变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医患双方在医疗决策中存在着认知差异与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医患双方不仅在认知主体上存在角色意识、归因模式、心理期望值以及沟通方式等方面的根源性差异,并且受到情绪偏差的倾向性作用和医疗情境的外源性影响。因此,基于有限理性修正医患认知、以同理心促进医患情绪认同、构建医患共同决策的调适模式,是实现有效医疗决策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宗教问题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宗教问题的道路的过程,也表现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志,它是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宗教问题的指南。这其中,我国宗教学界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关于宗教工作内容的解读之二 坚持政教分离是全面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重申"尊重和保护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坚持政教分离。"这一表述是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四句话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阐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它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论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实践,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完善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宗教工作实践,明确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之中,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文件和具体工作之中。     

邓小平的宗教观

本文通过梳理邓小平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对他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大贡献加以概括,指出他在宗教文化论的形成、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等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及发展方向指引,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系之要件铸造等方面发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力和指导作用。     

信念修正中的一种新型评价算子研究

本文考察了评价算子,即刻画认知主体如何借助评价依据来理性评价新信息的算子,它放弃新信息中部分不可信信息,但是与传统收缩算子不同,它不指定收缩的信息而只要求评价结果与评价依据相一致。S.O.Hansson认为以单个句子作为新信息的非优先信念修正具有三种模式:决策–修正(Decision-Revision)、整合选择(Integrated Choice)和膨胀–巩固(Expansion-Consolidation)。评价算子单独刻画了非优先复合修正决策–修正模式的决策模块,对于修正模块这里不作探讨。我们先按AGM信念修正模式对评价算子进行了公理性刻画,接着通过不一致核心集和一致保留集分别构造了核心评价算子和部分交评价算子,然后分别证明了这两种算子与公理性刻画之间的表达定理,最后对评价算子和其他相关工作进行了比较。     

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本文是我对同一主题探究的继续：关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一种“弱伦理模式”或低度普世化的立场,我主张通过由多元文化对话到公共理性共识的文化解释一理性推理之二维平行求证方式,寻求道德共识,从而建构一种低限度的可行的普世伦理。我承认并重视多元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文化价值资源的重要意义,但质疑任何以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基础的“强伦理模式”,甚至也不相信通过“弱宗教模式”来建立普世伦理的实际可行性。在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条件下,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的普世伦理是惟一可以合理期待的。     

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缺憾

一理性主义政策分析以逻辑性、程序化和模式化的作业方式去寻求政策方案的最优化,认为此种方法是公共政策中最为科学和有效的。理性主义政策分析虽然是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     

论纽科姆难题的因果决策结构及其消解方案

纽科姆难题是关于决策者合理行为的一个选择困境问题,它的提出使得贝叶斯主义者在理性主体应该采取的行为方式这个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经典决策理论也因此分化为证据决策理论和因果决策理论两大理论流派,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贝叶斯决策理论的发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纽科姆难题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存在构造缺陷或所设置的选择困境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边界。事实上,纽科姆难题具有一种特殊的因果决策结构,借助赖欣巴哈原理、屏蔽原理和可证实性原则等,在考察决策者斟酌过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一种新的方案来消解纽科姆难题中的选择困境。     

决策与决策执行的关系——一种行动理性的观点

本文以分析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为出发点,对人类理性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指出决策研究中存在的“理性分析范式”偏面地把认知分析当作人类理性的本质,忽视了行动的作用,提出了人类理性是“行动理性”的思想。行动既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人们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理解决策问题的独特手段,也是人们创造外界环境、实现决策目标的有效途径。由此提出,决策研究,尤其是组织决策研究,应该重视“行动分析范式”。     

荣格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理论批评研究综述

一、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理论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发展.虽然荣格也承认无意识这一概念,但却不同意弗氏关于无意识是毫无理性的性本能冲动的观点.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荣格在临床实践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从神话以及他的病人的梦和幻想中,发现许多现象似乎是原始社会的集体经验而不是个人经验,因此他相信所有人不仅都有着个人无意识,而且同时也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     

集体问题解决中的知识、惯例和绩效

在Cohen和Bacdayan发明的两人TTT纸牌游戏的基础上开发了三人TTT游戏,并以此为实验任务,考察了三人集体问题解决活动能否形成惯例,比较了有问题图式组和无问题图式组之间在惯例和绩效上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1）三人问题解决能够形成惯例;（2）有图式组的惯例化程度总体上低于无图式组,而其惯例化程度提高的速度则快于后者;（3）无图式组的绩效高于有图式组,但前期差异显著,后期不显著。这些结果将前人基于两人TTT游戏所做的惯例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三人情境,证实了三人互动中惯例的生成,为研究涉及更多人互动的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惯例奠定了基础;阐明了知识,特别是前人在组织惯例研究中所忽视的陈述性知识,对于惯例形成和绩效提升的影响,并揭示了其在组织管理和决策活动中的实际意义。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演进、内容与意义北大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它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论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实践,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的运用。     

辩证法的合法化努力及其问题——论萨特的“辩证理性”

一、辩证理性提出的背景、特征与内涵萨特后期认同并接受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但他认为这种辩证法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发展到斯大林模式的辩证法后,更需要予以反思和纠正,否则它是不合法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了辩证法的合法化(可理解性)问题,就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辩证法的反思:批判经验在我们     

认知劳动分工视角下的科学合作与集体知识

当今的科学研究在合作规模、复杂性和频率等方面均迅速增长,合作成为推动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个体知识形成、知识获取的单独模式和静态科学发展观相比,科学合作的社会结构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认知劳动的分工,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互影响着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集体知识的形成。从认知劳动分工这一新视角出发,结合经验分析与计算机模拟、演化计算等实证方法,从关注个体知识转向考察科学合作的动态社会结构,有助于理解科学合作中的认识论特征,如科学家为什么会合作,合作中认知分异领域分歧和共识的形成与担保,集体理性与集体知识、荣誉分配、贡献识别与担责等概念和规范性问题,从而整合科学合作中的社会结构与认识论维度,促进对科学合作复杂性的哲学解读。     

加强宗教信息化建设 提升宗教工作水平

正一、充分认识加强宗教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提出了要求。他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正今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在这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及其理论和政策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直接相关,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习及拓展,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及实践的重要构成。从最初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宗教理解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完善,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其宗教理论和政策的科学实践。     

提高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和决策水平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这一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形成了。几十年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同时,提出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坚持这一制度,对于发挥集体智慧和领导班子整体功能,提高决策水平和办事效率,有力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