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互利抑或相互性 ——能力缺陷问题与罗尔斯契约论的前提承诺

可行能力思路认为,罗尔斯式的社会契约论假定公民的能力处于正常范围,从而把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者与受益者之外了。它们将此归咎为这种契约论对互惠互利的预先承诺。事实上,在罗尔斯后期的契约论构造当中,互惠互利既不是主导性的预设,也不是其主导性预设的一个构成部分。相反,由理性与合情理性一起共同塑造的相互性理念构成了这种正义理论由以确立的规范性前提。否定互惠互利的理念,不仅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而且对于我们反思契约论传统是否仍然具备足够的包容性潜力去应对现代社会正义问题,都将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社会关系形成中主体向度的契约方式

社会关系的形成要从客体向度、主体向度及其统一去加以说明。从主体向度来说,强制、契约、情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三种方式。其中,契约是近现代社会关系形成的主导方式。在历史上,契约经历了示意契约、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三个发展阶段。文字契约是契约发展的典型形态。社会契约论是以经济契约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理论,它有历史局限性,但也有重要价值,值得加以借鉴。当代中国要大力培育契约精神并发挥契约的社会作用。     

论罗尔斯的契约论选择

罗尔斯的正义论试图复兴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契约论传统,但是,罗尔斯的复兴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承继。本文首先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功利主义传统之悖谬和契约论传统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罗尔斯对契约论传统本身的扬弃之实质所在。另外,本文驳斥了单纯认为契约论对罗尔斯思想建构仅有“论证方式”之意义的观点,同时为罗尔斯这一论证方式提供了一种经验性辩护。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反契约论──评诺奇克的新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理论。三百多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是“社会契约论”。长期以来,“社会契约论”作为西方国家理论的正统“范式”似乎是不可动摇、不受挑战和不可替代的。一、契约论的理想“社会契约论”最经典的表达首次出现于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之中,后来经过历代政治思想家们（斯宾诺莎、洛克、卢梭和康德等）的补充、调整、磨确和完善,造成为西方正统的国家理论。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中并按“自然法”行事。“自然法”赋予每…     

关于正义的不同认识

“正义”(justice)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公正”基本同义。时至今日,对它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肯定性的原初认识,到霍布斯对正义的否定,再到罗尔斯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对正义的新的肯定。一关于正义的原初认识最早开始思考正义问题的是苏格拉底,而最早比较完整地界定正义范畴的是柏拉图。他在其著名论著《理想国》一书中,明确地将正义规定为每一部分都各司其职,不介入其他部分的事务。在柏拉图那里,正义者最终被证明是哲学家。生意人和武士即使在正义城邦中也不真…     

哲学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问题与理论

“公共性”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哲学范畴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公共性”概念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与阿伦特紧密相关的.西方学者基于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公共性理论.其中杜威、李普曼、阿伦特和桑内特的“公共性”是批判性的范畴,但是哈贝马斯把“公共性”范畴引进到政治哲学中来,“公共性”范畴的批判色彩逐渐淡化,到罗尔斯那里成为确证“公平的正义”不可缺少的背景性支撑.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理论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他们的公共性理论既有联系又存在显著区别.阿伦特的公共性是政治生活本身,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境况,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则是用来论证政治原则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涉及的是人的交往理性和推理能力.     

依赖性、社会契约论与能力进路——以残障的正义问题为讨论域

依赖性是一种人类生存状况,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逃避,因此,应该考虑把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社会契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契约主体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和所有公民以互惠互利为目标,是阻碍其解决残障问题的主要原因。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契约论,由于对"大致平等""互惠互利"和"基本益品"理念的社会契约式信奉,也无助于解决这一正义理论的当代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纳斯鲍姆提出了能力进路,并基于核心人类能力、人类尊严和关怀,为解决残疾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正义路径。     

重新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

提起罗尔斯的契约论,人们通常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原初状态论证.然而,在罗尔斯的契约论框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良序社会而非原初状态的观念.原初状态是对良序社会的模拟和表征,原初状态的证成力量依赖于良序社会观念的吸引力.说罗尔斯的证成方式是契约论的,主要是因为他将良序社会中合理而理性的公民的同意,当作制度证成的标准;而制度证成的两个维度:正义和稳定,通过公民的两个视角先后得到检验.通过良序社会的观念重构契约论证,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罗尔斯理论的一些误解.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通情达理方面"对"真实方面",或者世界观的道德

Ｊ 罗尔斯主张 ,他关于“公正即公平”的观念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观念 :它被假定为一种“完全在政治领域内部运动”、“使哲学维持现状”的观念。这种回避策略所具有的目标和可行性 ,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政治的”这个术语。罗尔斯首先用它来具体说明研究一个 (现代 )社会的制     

略论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

托马斯·斯坎伦是以约翰·罗尔斯为首的平等的自由主义阵营内一位重要政治哲学家,面对《正义论》发表以后所遭受的各方面的批评,他在罗尔斯道德契约论的基础上,转变罗尔斯专注于宏观社会基本制度的学术走向,提出了一种实质性的契约主义,从微观角度来论证个人道德的本质,论证人们为什么要关注正当和不正当的问题,论证为什么正当和不正当对其它关怀和价值具有优先性。从而发展了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契约形式,对罗尔斯强于制度美德而疏于个人道德论证的缺陷做了有益补充,在伦理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社会契约论”辨正

一、从伊壁鸠鲁说起以洛克和卢梭为经典阐释者的“社会契约论”,曾是近代西方人文启蒙的津要所在。但正像一切边缘清晰而缴向可寻的事物或理趣那样,当烘托过它的时代氛围渐次淡去后,它所遭遇到的批判正同它曾获得过的成功一样引人瞩目。在卢梭谢世差不多四十年后,黑格尔就已经低河“（社会）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5页）,此后,深恶黑格尔哲学的罗素则以另一种苛责的口吻说：“社会契约按这里所要求的意义讲,总是一种架空悬想的东西”,尽管…     

民本与民约：刘师培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解读

受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个完整汉译本的启发,1904年刘师培(与林獬联名)出版了《中国民约精义》。此书收集了从古典到晚清倡导人民权利的重要文字,不仅疏理了中国民本传统,而且强调这一传统有资源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契约。刘师培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包括两个核心论点,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以及共同体是成员私利的联合。前一个论点更为激进,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卢梭的常识,后一个论点则被遗忘。人们都知道卢梭强调共同体意味着个人融入整体,却不知道对于卢梭来说这个整体形成的动力是私利,而且,从理论上说,成员一旦觉得不再有必要维持整体,便可以将其废除。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论述介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讨论分配正义问题而不提及约翰·罗尔斯,几乎是不可能的。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后,诺齐克、贝尔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从“右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太迁就平等主义了。而从“左边”提出批评的也不乏其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尼尔森(K·Nielsen,1925—)认为,任何不能严肃考察无阶级状态之可能性的平等观,都是不彻底的;超乎罗尔斯式平等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是可以辩护的。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罗尔斯《正义论》与《万民法》展现的两条康德式路径

罗尔斯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除了在实践理性中的道德自律构成了《正义论》中"原初状态"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公平契约的理性选择得到实现以外,判断力批判中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也被罗尔斯应用于《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中,这也与其内容来源《永久和平论》相一致。虽然这两条路径的方向不一样,但是其逻辑基础都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