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地为一的审美精神——王阳明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发展

一、良知与《易》象阳明哲学的两个基本原则 ,即知行合一、体用一源 ,决定了本体、功夫和境界三者的同一。这三者的同一 ,也就成为阳明美学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 ,阳明美学认为 ,对天地的审美观照 ,就是对天地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道”的观照 ;“道” ,是统一万物一体之气 ,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自我本心———“仁”。观照天地万物 ,就是通过感发自我本心的良知 ,以创化这个“仁”的境界 (意境 )。因此 ,以良知为个体自我与天地万物相互感发的境界 ,就成为阳明美学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思想来源 ,可以追溯到《易传》。阳明特别反对…     

韩国江华阳明学派郑齐斗的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论文是关于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泰斗郑齐斗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的研究。郑齐斗的思想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功夫论构成。郑齐斗所谓良知是知是知非、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这是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继承发扬。郑齐斗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功夫,认为只有阳明的致良知才算是真正的功夫。他所说的致良知是循体而达用的功夫,而发挥良知明觉必须排除气禀物欲之私。阳明后学中侧重于前者的以王畿为代表,侧重于后者的以聂豹为代表。郑齐斗的理论就是对聂豹的"充其实"和王畿的"顺其体"的调和。     

“养中”与“格物”:蔡汝楠对王、湛之学的融通

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阳明后学还是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以甘泉后学中以往学界缺乏研究的蔡汝楠为例,通过对其“养中”与“格物”观念的分析,探讨其对于王、湛两家之学的融通。在蔡汝楠看来,其“中”与“养中”的观念可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蔡汝楠的“养中”和“格物”,正是颇能体现其自觉融通王、湛两家思想的观念。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论王阳明道德哲学的情感之维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情感的讨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理学倾向于性情二分,且呈现出一种性体情用的关系,使情感受到了理性的压抑和限制。阳明心学调整了宋代以来的性情关系,使情感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性。这样的一种情感本体,需要在致良知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呈现。致良知展开为"着实用功"和"自然用功"两个向度,在阳明肯定个体自然情感的同时,一种纯任自然的工夫进路也得到承认。依此进路,在阳明后学那里,良知逐渐转变为一种"情识",而致良知也逐渐发展为"作用是性",展现出一种情识而肆、以欲为理的思想倾向。这是心学将道德情感自然化,以自然知觉之发用为致良知的必然结果。     

心气兼治:王龙溪对徐渭思想的影响

徐渭的为学路径与阳明学关系密切,尤受王龙溪与季彭山两位阳明后学思想的影响。王龙溪天资颖悟,直超上达,领悟到良知本体的超越性。但使后学相对忽视了使意念纯化,升进至纯粹至善明觉本体的道德实践工夫。龙溪本人懂得身心交关,天人一气,注重道家内丹"治心治气"的工夫实践。由内丹调息工夫为助,悟入本体,并在心气兼治的过程中,贞定住由顿悟捕捉到的"一瞥之慧",稳定一时乍得之景象,将三教之"玄枢"归为一念。徐渭的思想是此通天下一气思想传统的继承。     

佛教视域下的阳明心学——以太虚为中心

太虚高度评价阳明心学,其原因在于:阳明心学在工夫论和整体风格上都近于禅宗;有事功之能,能有益于当时社会;为儒家之正宗,可作为文化统合枢纽构建新的中国哲学。太虚针对“致良知”与“是非之心”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良知”作为本体无法被加以“致”之工夫;“是非之心”既作为“良知”本体又作为心理功能具有逻辑困难,其必然正确性不具有充分保证,其素朴定义——“好恶”也不具备普遍性。太虚又尝试以唯识学会通、诠释“良知”与“四句教法”,以慧心所、信心所解释“是非之心”“良知”,以八识分别解说“四句教法”,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     

阳明后学乡约教化的特色与实践效应

制定、推行和参与乡约是贯穿阳明后学地方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共同的学术传承和移风易俗的社会追求使得阳明弟子在乡约事业上共同参与、相互支持、相互借鉴,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在明代基层社会掀起一场以乡约为载体的乡村教化运动。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最大特色是它所展现出的鲜明的阳明心学色彩,他们将举乡约视为一项拯救乡村社会世道人心的"治心"举措,要求约众以戒慎恐惧、省察克制之心时刻警惕自身的细微恶念,特别重视"良知"在践约实效中的关键作用和特殊意义。阳明后学将阳明思想那种专注行为主体内心的严格细致的修养功夫作为推行乡约的精神要义,在民间社会开辟了一条面向一般民众、可具操作的成德路径,推动了阳明学说尤其良知之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落实与认可。这种以心学为精神内核的乡约道德教化又与当时乡村社会秩序重建、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圣谕、根深蒂固且信众广泛的民间宗教、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诸要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不断推动着晚明民间社会教化活动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易学与良知学的融通——以江右王门后学宋仪望为例

宋仪望是王阳明再传弟子,因其有长期研读《周易》的经历,故而尝试以易学诠释良知学。他认为,圣人之学以求仁为要,仁是天地之心,是《易》所谓生生不已的生理,此理具于人心,即所谓性,故求仁即复性。性之虚明灵觉即良知,故求仁、复性就是阳明学的致良知。宋仪望将《周易》复卦的爻辞"不远复"解释为力求本心、直悟本体的"顿"的工夫,同时也赋予其改过迁善、为善去恶以复其本体的"渐"的工夫论义涵,以祛除阳明后学中存在的忽略躬行实践的弊病。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

与西方流行的感性、理性两分结构不同,孔子思想内部为三分结构,除欲性外,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的根据。阳明心学的基础是“心即理”,这个“心”是良心,属于仁性的范畴,阳明于此多有推进,纠正了朱子学理的缺失,这是其功;但主张“良知之外更无知”,把格物致知完全纳入心学系统中,等于否定了智性的作用,这又是其过。这一缺陷直接引出“良知具足”的观念,构成其学理上的失误。阳明思想有此失误,源于未留意孔孟心性之学存在的分歧,以为顺着孟子的思路走便是得了孔子的真传,其结果自然会陷于一偏了。     

心体的重建与理学的终结--兼论蕺山学逻辑向度与历史向度的离异

蕺山学术之最得力处,是在心体中充分凸现“性体”的本质意义。此种性格与阳明学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更用力于德性本体之实证,在心性关系中关注的重心在性体的客观超越义和道德意志的定向性;二是更加强调实修实证的功夫论,向意根极微处用力。生当晚明,蕺山对自由表达的权力毫不理解,相反,积极倡导“证人”之学,将已狂驰于现实世界的人心重新收束于理性圣殿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隔膜和理性的误导。阳明“良知”教经蕺山的批判修正虽由显归密,而心学自裁自决的自由精神却在其慎独之学中丧失锋芒。这同样表明蕺山思想于时代精神的滞后。     

王阳明晚年工夫论中的致知与诚意

致良知宗旨的提出标志着致良知或致知获得了在阳明工夫论中的首出地位。致知即是依循良知以好善恶恶。良知本体在为工夫提供明确准则的同时,也直接提供了充分的动力。由此,工夫变得不仅可靠,而且简易,这是阳明将致知提至首出地位的主要原因。不过,阳明并未放弃诚意的首出地位,只是诚意在他中晚年工夫论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诚意的含义是努力使发自本体的好善恶恶之念充实于意念,阳明中年工夫论主要以此克服支离而保证工夫的切要,其晚年工夫论则以此督促学者真切用功,从而纠正学者出于工夫简易而不信良知或轻忽怠惰的倾向。事实上,致知和诚意均包含好善恶恶这一良知工夫的核心意涵,只不过两者侧重有所不同。致知突出了工夫具有本体指引和推动这一面向,诚意突出的则是意念专一与自我驱动的面向,正是后者促成学者落实致知工夫。也正因为致知和诚意只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同一工夫的内涵,故两者同具首出地位这一点并不构成矛盾。     

易道与身心修养——以"龙溪"、"近溪"的易学思想为例

阳明后学中的中坚人物“二溪”(王龙溪、罗近溪)论《易》是他们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以万物一体论《易》,体现了《易》心学派的共同特点。龙溪以《易》证心,以《易》证良知,承陆象山、杨慈湖、王阳明而来;近溪论《易》重生生之道,多得之于程明道。二溪论易,体现了泰州、龙溪两大阳明支脉的学术特征。“二溪”与易道有关的修养论对文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思想史的影响也同中有异。     

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

本文以阳明后学为研究主体,试图疏理明中叶后三教合一的衍变形态,并论证它呈现出从"以良知范围三教"到"以孔矩收摄二氏"的思想转折.这个思想转折揭示了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观,不再以"如何确立良知主体"为主体意识,反之,鉴于当时的合流过度强调教体的"圆融性",对教法"规范性"有所疏略,导致"儒不儒、禅不禅、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伦理秩序继而受到挑战.因此一些儒者尝试回到三教根源处,重新确立以孔子之道为规范的合流原则,以期能解决当时的失序危机.然从以"良知"为主体到以"孔矩"为规范融合主张的转变过程,也明显地透露了两大值得思考的讯息:一、部分阳明后学开始逾越以"良知"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寻求另外的思想出路;二、学者欲表述孔子无言之天道,加强了儒家"宗教性"的向度.     

简析中江藤树的格物致知论

中江藤树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继承了阳明学的学理与传统。本文以"格物致知"为主线,简要分析中江关于人心的"中"与自然的一致性,道德规范与天道的一致性。指出中江结合日本的文化传统,对格物致知范畴做了改变,使它和致良知、慎独等融合起来,重伦理而轻物理,慎是心中由敬做主,独指唯一无二的良知。以太虚作为道德最高标准,功夫在致良知。中江构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格物致知论,使得伦理规范在武士传统中更纯粹、更广泛。     

“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由王龙溪论良知看良知的道德意义

良知所具有的先天性道德意义是阳明学得以建立的基石,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对于阳明学来说,良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本体,因此也应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良知的道德意义。王龙溪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来解说良知,指出良知的道德意义源自良知本体的"虚",即舍弃"人欲"所带来的对于对象性存在的扭曲,使得对象性存在能够在良知的"观照"之下,成为其自身,这即是良知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呈现。在人的真实生存经验中,这一良知的呈现源自人的孝亲之爱。孝亲之爱正是在生存体验中,最为先天的舍弃"自身",充分尊重"对方",良知充分"呈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