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佛乐与相关佛教政策以及信仰倾向的关系——以《献佛乐章》等佛乐为例

佛乐是佛教传播中的生动内容,但佛教发明地印度的佛乐并未随佛教传入中国,即所谓"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因而,中国佛乐也就特别能体现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中,佛教政策及信仰倾向与佛乐的相互关系,便是比较有探讨意义的一个方面。而明初佛教政策及流行佛乐都是比较有典型特点的事例。本文即梳理了明初佛乐创作及其与佛教政策和时代信仰倾向的背景关系,并对明初相关礼乐的认识及佛乐的时代性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明代佛教政策研究

明代佛教政策的制定,是明初"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佛教能够"阴诩王度",这是它得以在此以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帝国里合法化的前提。明初诸帝对佛教虽然不乏个人兴趣,但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着眼于国家利益,对佛教虽有支持,更多则是限制。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成功程度不一。而其效果相互迭加、放大,严重削弱了佛教在制度、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自主性,最终对明代及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谈后周世宗的佛教整顿

周世宗的佛教整顿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三武灭佛"不同,周世宗无意灭佛,其整顿主要受到唐五代打击民间寺院政策的影响,重在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就整顿措施的实施情况而言,有敕额寺院基本得以保留,无敕额寺院也并非一概废毁,如果"建置年深"并得到地方长官支持也可能存留。此次整顿沙汰僧尼达半数,废寺三万余所,但不少寺院当毁未毁。周世宗的佛教政策在宋初得到继承,并推广全国,由此确立了政府对境内佛教的完全控制。     

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明太祖极端专制集权政权形式下的佛教政策,突显着既限制又利用的强势倾向。认为务释氏教不能保国,又主张利用佛教“阴翊王度”。讲所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关系的摆置更显娴熟务实。其通过健全僧官设置并纳之入世俗官僚体系,加强对僧伽事务的管理;以强力...     

明初蒋山法会考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频繁举行佛教法会,除了祈福、消灾,以及超度在战争中死亡的将、臣、民,更期望通过对宗教的限制和扶持,达到阴翊王度的目的。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朱元璋频繁在蒋山举行法会,元末明初著名的高僧几乎都应邀主持或者参与蒋山法会。作为明初佛教护法及文臣之首的宋濂,深知皇帝的扶持对于佛教发展的重大意义,除参加历次蒋山法会,还记载除洪武三年的法会之外的历次法会举行情况和参与的僧人。蒋山法会的举办客观上使佛教在明初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于提高佛教徒融入政权的积极性、安定王朝初建时期的人心、进而维护明王朝政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的佛教道教治理及其启示

正一、明代治理佛教道教的措施明代的宗教政策措施以明初为代表,总体呈现重建与整顿的双重特征,形成了有明一代的宗教政策制度。(一)扶持与重建1.重用僧人、道士。明太祖朱元璋先后起用刘渊然、张友霖等修道有成的道士入朝为官,并把国家祭祀交给道士管理。他认为,僧人"文华灿烂""贴体孔门之学",应"求名     

元明之际江南地区的佛寺与僧众

元明之际江南地区的寺院、僧众遭受兵火打击,寺院损毁严重,僧众逃离,僧人觅地自藏之行为反映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元朝皇室的崇佛政策,使得江南佛教和僧众成为受益者,故而在战乱之初僧众表现出依赖乃至投靠元政权的倾向,而战乱后期一些僧人出于民族上、文化上、情感上与反元势力相近的缘故,选择了接受反元势力的庇护。元末江南佛教生态环境的变化,既受政局嬗替和思想变迁的影响,也为明初佛教政策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台山佛教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五台山佛教以其传入历史悠久、寺庙建筑规模宏大、历代高僧辈出而闻名遐迩,著称世界。在佛教发展史上,五台山佛教曾出现过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三个发展高潮。隋唐时,全山寺庙多达360所,僧人1万余名。华严、天台、禅宗、律宗、净土等宗派各建道场,高僧云集,讲经传法,著述甚丰。明清时,帝王将相垂青眷恋,康熙、乾隆多次巡幸。外国高僧不断朝山拜佛,取经送宝,写下了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光辉历史。 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了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五台山佛教给予支持和保护,使在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中遭受破坏的佛教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佛教僧尼由建国前的90多人,增加到582人,66处台内寺庙得到维修,法事活动照常进行。     

“普陀山·寺院管理”系列之十二以文化提升为抓手推进普陀山佛教中国化建设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普陀山佛教中国化的原则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事业得到稳步恢复和发展,得益于坚持党的领导,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很好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陀山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并为佛教发展作贡献,既是其自身发展加以巩固的需要,也是其今后不断健康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并由此确定普陀山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四项原则。一是坚持政治上自觉认同原则。     

唐代诸帝与佛教的社会发展

唐代诸帝对待佛教的总体态度,基本上是整顿和利用。在有唐一代的二十个皇帝中,除了发动“会昌灭佛”的武宗外,其余诸帝均对佛教采取了既管理、整顿又扶持、利用的政策。从高祖的沙汰佛教二教,到太宗的“先道后佛”,从武则天的“举佛抑道”到玄宗的崇信密教,直到后来的武宗灭佛,唐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虽然在不同的形势下,根据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需要,而有或抑或扬的变化,但从整体上说,出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将佛教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重要辅助手段加以利用,是有唐一代对待佛教的总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