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

先秦名家,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专以讨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批学者,他们是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并包括广大“辩者”在内,汉代史学家司马谈把他们称为“名家”,《汉书·艺文志》也把他们列为“名家者流”。 在先秦,名家由于常常提出一些与常识相违的命题,而曾受到儒家、道家、阴阳家以及墨家的批评。尤其是庄子和荀子,对名家思想更是视为仇敌、大加斥责。《庄子·天下篇》     

墨家战争观念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命运

毫无疑义 ,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主体是各自的政治哲学思想 ,然而 ,不容忽视的是军事思想在各家学说体系中也据有很大的比重 ,成为诸子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的衍化和派生。墨家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 ,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因此 ,其包含有丰富的军事理性认识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主要内容 ,一是“非攻” ,二是“救守” ,前者集中体现了墨家的战争观念 ,后者则是墨家作战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和基本特征。本文重点讨论墨家的战争观问题 ,…     

道教基本理论的几个来源

我国道教形成于东汉,充实发展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入鼎盛时期。做为我国整个思想文化一部分的道教,它的基本理论,比较复杂,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姑较言之,渊源于先秦的道家、儒家和墨家居多。道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本体论,儒家的影响在于伦理道德,墨家的影响在于政治经济思想。晋以后的道典,并袭取外来的佛教思想。至于阴阳家、五行家、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荀子"刑、德"思想探析

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晏子思想·春秋思潮·齐文化

晏子思想·春秋思潮·齐文化王超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史家对于其思想归属何家之论争从未中断,向有儒、墨、杂家及自成一家之说,而儒墨之争尤为激烈。儒家说以晏子“尚礼”为依据,墨家所凭乃是晏子之“以俭治身”。（张湛《列子·杨朱篇》）事实上,尚礼或倡俭,...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孔子"轻法"的伦理辨析

孔子毕生以创建“仁学”伦理文化、丰富和发展传统周礼为己任 ,未将思考和阐发当时的法和“法制”问题作为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政法不分的专制统治模式使他的“为政以德”主张合乎逻辑地具有“为政以法”(“为政以刑”)的特质 ,“为政以德”也合乎逻辑地含有“为法以德”的思想。从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性和《论语》看 ,孔子不仅不“轻法”,而且对法和“法制”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墨经》消解的五个悖论的起源及性质考论

中国古代典籍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悖论，这是中国逻辑史和悖论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一直热衷讨论的重要问题。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最为重要的代表性典籍，《墨经》讨论了言尽誖、非诽、学无益、知知之否之足用、仁义之为内外等悖论。本文通过准确考察这五个悖论的含义和基本来源，初步认定它们多来自儒家或道家的主张。墨家对这五个悖论形成了或语义或语用角度的理解，并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作了消解。通过分析悖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墨家所提炼和消解的这些悖论在本质上是逻辑矛盾，而儒家或道家所主张的论题则属于辩证矛盾，属于某种严格意义上的非逻辑悖论，即渗透了独特思想文化内涵的哲学悖论或科学文化悖论。区分两种不同悖论，或许更有助于把握墨家和先秦儒家、道家各自思想的特质。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先秦儒家对逻辑正名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文章以整个先秦名辩逻辑的发展为背景,比较具体地探讨了先秦儒家在名辩思想特别在正名方面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贡献,并分析了先秦儒家未能在正名和名辩方面全面继承、发展名家和墨家逻辑思想成果的缘由。文章认为,孔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开拓者,他最先揭示了名实必须一致的正名原则,突出了“思”的作用,提出了“举一反三”、“能近取譬”等推类方法。孟子也承认自己“好辩”,但又对名辩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很少有所建树。荀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正名逻辑体系。其中尤以“制名之枢要”最具有创见的理论价值。文章最后指出,先秦儒家虽然为开拓我国古代的正名逻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终因坚持排斥名墨的错误立场,未能对名家和墨家在名辩学说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继承,特别在命题和推理形式方面显得极为薄弱和不足,未能使先秦的名辩学说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先秦儒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始于孔子对道家学派和儒家自身的批评;孔子也批评了早期法家、名家和"小说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批评,基本发生在儒家内部,其中以子游、子夏、子张间的学术批评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相与论性情,"皆言性有善有恶",影响最大。战国中后期儒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除孟子对杨、墨和荀子对"十二子"的激烈批评之外,对诸子学派最著名的学术批评,是孔子七世孙孔穿对名家公孙龙的批评和孔子九世孙孔鲋及儒者董无心的"诘墨"等。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和价值取向,值得重视。     

文化承续与义理重构中的先秦儒家礼让观

先秦儒家传承春秋尚让传统并推陈出新:从礼治秩序的构建、社会理想的追寻、安身处世的需要阐释礼让的功能;通过揭示让仪的内涵、重塑让礼之要义、协调德制的张力,力图使让之礼仪重新焕发生机;转而关注让的根源、施教促让的方式与君子修养让德的方法来夯实根基,同时还通过惠民富民并彰明礼法、躬行表率以感召行让、德礼为先与政刑为辅等治道手段而期望民间兴让。"教学相长、修养让德→彰明礼义、躬行礼让→和乐安治、无讼俗美",构成了儒家君子的共同认知。"养民教民、德主刑辅→民众躬行礼让→和乐无讼"的治民思路具有强烈的儒家特色。     

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

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并以礼入刑,把其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基于"类的二分"的群体观,荀子所阐述的"礼刑分治"、"刑当其罪"等法思想,是其本于儒家立场对法治思潮回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荀子之法在内涵、致思理路和达成方式上与法家有着本质差异,其思想远承孔子,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上古的治世传统。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齐文化法德统一述略

在对待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 ,先秦诸子看法极为不一。从总的倾向上说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 ,以仁主治天下 ;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 ,行仁政而王。他们重视道德教化而忽视法治的作用。与儒家根本对立的秦晋法家则极力反对以德治国的主张 ,商鞅提出 :“任其力不任其德” ,“不贵义而贵法” (《商君书·错法》) ,韩非也反对以德治国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 ,从而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齐文化有别于孔孟之儒与秦晋法家 ,主张法治与德治统一 ,法制与德教并举 ;二者兼施并用、相辅相成。这是独具特色而且最为全面的治国理论。今天用…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