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进程中我国宗教旅游经济的二元特征与异化分析

<正>一、导论(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发展和研究层面1.宗教旅游发展现状宗教旅游是人类社会出现最早的旅游活动之一。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在高频率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工作压力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精神生活却日渐荒芜,生存环境也日趋恶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超脱出世、启迪安慰、慈悲宽容的宗教式情感,以及不偷盗、买卖公平、提倡生态发展等宗教理念,吸引了许多人对宗教信仰与文化的     

美国民众的宗教教育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它对社会与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作者提出：要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就不能不研究美国的宗教教育。文章从美国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出发,列举事实说明贯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教育和官方怎样对民众施加宗教影响。分析教会在给信仰者提供生活意义;在孕育、传播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在把民众整合到一个个相互认同的群体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云南基督教研究成果述要

<正>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和宗教种类最多的省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宗教与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构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多元文化格局。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以及教会组织通过传教士在少数民族文字、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和宗教传播等方面的努力，使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亦使云南基督教展现出鲜明的区域多样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特点。简言之，基督教融入云南的过程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地域环境、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决定的，     

台湾宗教识略

台湾宗教识略心影“台湾宗教现象”，是自明末以来，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在复杂的经济、政治背景中相互撞击、交汇，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之下形成的。据台湾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截止至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台湾地区被核准登记的寺庙教堂共...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当代价值

正在当代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分化,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相互碰撞,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也是前所未有的深入和激烈。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警惕、抵制极端思想的蛊惑,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文化素来温和宽容,中国宗教也有和谐共生的传统。千百年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和谐与     

领事、教士及教徒:晚清美国驻闽领事与地方基督教关系初探

美国驻华领事官员与地方基督教是学术界较少涉及的研究领域,以往论著集中讨论传教士对美国、对华外交的影响及美外交当局利用教案扩大在华利益等问题。上述内容难以完全呈现美国驻华外交官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复杂关系。本文尝试梳理晚清美国驻闽领事馆档案,分析地方基督教与外交体制相互渗透、传教利益与外交、商务利益相互角力以及领事对待华人教徒的矛盾心态,初步探讨晚清美国驻华外交官与基督教间的互动关系。     

公共理性、信仰与信念——从罗尔斯的宗教观谈起

20世纪美国伟大的政治伦理哲学家罗尔斯去世了,人们在怀念中不禁回顾罗尔斯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纵观罗尔斯一生的学术思想轨迹,公共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或隐或显地是他的关注中心。这不奇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宗教战争和宽容原则的诞生;而且,理性、信仰、政教分离、道德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等等,一直是美国公共政治文化     

伊斯兰教的宽容精神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知识日新月异,信息产业方兴未艾,社会进步一日千里的时代。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相信谁也不希望见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谁也不希望美好的家园变成残破瓦砾。因此人与人之间理应平等相待、互相关怀、互相谅解、相互宽容,减少纷争。在今日社会文化思想多元化的环境中,只有拥有宽容精神,才能与时俱进,只有弘扬宽容精神,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才能同心同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伊斯兰教是主张和平、宽容、仁爱、反对暴力、仇恨和恐怖的宗教。《古兰经》云:“世人啊!我确已…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现代社会中宗教对话的困境与希望

“宗教对话”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宗教界最流行的口号,其主旨也与整个现代社会中“对话”思潮及发展相吻合。在现代文明的氛围中,不同政治之间的相互沟通、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调适、宗教内外的相互对话,体现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其目的在于,既使彼此之间不能达到“求同”和“共识”,也要力求一种最大可能的“共在”和“共存”。因此,“宗教对话”在世界现代文明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状况下是通往文化共融、避免社会冲突、使人类真正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桥梁。它既体现出宗教信仰之本真,也反映了人类文明之睿智。 一、宗教对话面临的困…     

美国宗教文化的地域特征

美国虽非宗教国家,但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宗教色彩最为浓厚,宗教构成也最为复杂。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3亿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信徒人数最多,其次为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另外,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等也有不少信徒。 形成美国社会宗教文化多元化的原因很多。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各民族在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随之也带来了各自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美国建国初     

信念与情感:19世纪来华美国传教士书信日记中的心史叙述

职业信念和个人情感就是贯穿19世纪来华美国传教士传记始终的一对主题。宗教情感培育了每个传教士做出自己职业选择的信念,也不断激励和鼓舞着他们在异国陌生的环境中继续坚持下去。生活上的困难、传教中的挫折会令他们心情沮丧。与故乡亲友通讯可以给身处孤绝状态下的传教士带来极大的心灵慰藉。日记中的反省则旨在巩固他们宗教情感,让个人情感的波澜回复到神圣信念的宰制中来。信念与情感的关系纠葛在那些模范传教士身上总是要体现为从平衡互补到失衡危机、再到平衡恢复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发展历程。     

简论明末清初道耶之争--以成都教案为中心

1644年天主教在川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成都教案,是为明清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唯一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教案并未留下太多的中文记载,但在传教士记录的西文文献中可以觅得踪迹。该文从早期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出发,并立足西文原始材料,详细阐述成都教案产生的过程、特点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分析道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框架内进行宗教对话的。     

不容异说与歧视

宽容从绝对君主制下的一项实用主义原则,演变为民主政治下宗教多元主义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原则,本文对此进行了溯源。作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宽容：一是对待外人的一般宽容,即对被人们认为是弱者的宽容;二是建立在不同世界观上彼此形成共识基础上的宽容。后者的宽容允许宗教和民主政治共存于多元论的环境中,并为文化多元主义和平等主义之间的和解奠定基础。     

国际动态

美国宗教人士通过电视广告为虐囚事件道歉6月16日,在一则30秒长的广告中,美国的一名长老会传教士、一名穆斯林长老、一名天主教修女和一位犹太传教士齐声为虐囚事件向阿拉伯人民道歉。“作为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我们为发生在伊拉克监狱中的虐囚事件感到痛苦。我们和伊拉克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站在一起,要求得到公平待遇,保证人格尊严,我们谴责罪恶的系统虐囚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来。”有资深的政治分析家认为:“由于宗教信仰在阿拉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来自宗教教徒的声音更值得信任。人们更容易接受美国宗教人士的说法…     

历史变迁中的宗教传统与宗教学术研究

宗教与宗教研究,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关涉到人类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宗教与人类自身反思的两种方式的关系,特别讨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宗教问题反思方式的改变;其次,讨论现代性与宗教学术研究必备条件之间的关系;第三,讨论在现代学术形态的宗教研究中,必然出现的对宗教意义理解的两重性矛盾。本文强调,当前的宗教研究,只有正视这个矛盾,宗教与人类的关系及其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才能被正确看待。     

近代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新平台——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

郭大松教授译编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为学界研究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近代早期西方宗教文化及其在华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是近年米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料建设的新进展.     

晚清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的宗教经济观简述

花之安是晚清时期来华的德国传教士，他将经济实践视为宗教文化传统的映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宗教经济观。他强调，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的“节用”思想有利于国家富强，而“厚古薄今”“重农抑商”的传统则不利于此。晚清政府在“节用”不足的同时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因此无法走上富强之路。在这种宗教经济观下，花之安进一步从理财、通商和实业教育三个方面为清政府提供了政策主张。由于花之安的宗教经济观及其政策主张根植于晚清的文化土壤并具有一定的现实说服力，一些知识分子、商人和西方来华人士受其影响，广泛探讨了各种经济现象，这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在华传播奠定了基础。     

民国肇建时期美国传教士对袁世凯之复杂情感

民国肇建之初,美国在华传教士因福音传播事业所需以及袁世凯所表现出的对基督宗教之睦善态度,遂对其抱有好感,寄予厚望,接受其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大多数传教士认为,袁世凯是其时中国领导者之中的最强有力者和最能胜任者,是最能在国家处于困境之际统领国家、给潜在混乱局面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是1911年革命后挽救中国危局之最佳人选,故对其高压专制与独裁统治给予辩护,支持其镇压"二次革命"。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期冀变儒教为国教,影响到基督宗教之在华传播,传教士最终对其表示出极大失望,痛惜其"帝制自为"。短短几年间,传教士经历了对袁世凯由"希望"变"失望"的复杂情感过程。     

宗教与外交:近代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个案研究

美国驻华外交官柔克义是理解宗教与外交复杂关系的典型范例.一方面,与宗教相关的学术研究,不仅促其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影响其与宗教团体关系,甚至左右其外交职位的升迁降黜;另一方面,宗教问题是其处理对华外交的重要手段和利益诉求,在处理美国涉藏政策、抵制美货运动、美在华条约权力等问题中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宗教与外交间相互交集,亦碰撞摩擦,而外交人员对宗教的学养和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局运用宗教因素处理外交事务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