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视域:政治生活中的“民”

道家因其哲学思维的超越性,使其在君民关系上的看法显得冷静而理性,如:1.立君为民。在君民关系上,老子主张民"自为""自化",庄子强调"莫若无为",方可以寄托于天下。2.富民、爱民。如老子多有从民的立场批评君、要求"贵民"的言论。3.依道使民。道家主张按每个人的自然天性实行社会分工,做到物尽其性、事少而功多。4.将治国与治身结合起来,强调治国如治身。道家的治身更多取譬自然身体,而不是像儒家的修身那样着眼修养心性。道家这种崇尚自然无为、顺性利物、清静怀柔的思想理念,不乏积极的思想资源。     

清华简《筮法》补释

清华简《筮法》简6、8第一栏的"■"应读为"时",解为乃;清华简其他地方和《尚书》中的一些"时"字也应当如此理解。简19第一栏的"亢"应读为"更",解为经,"一卦亢(更)之"指艮卦由首至尾经过整个卦例。简5、7第三栏的"■"应读为"辩",指辩论。简8第三栏、简23第四栏的"■"字应是"退"之讹写或异体。简21第三栏"■"应读为"表",训为外,指卦例中上面的两卦,"表肴(淆)"指该卦例中两外卦一为少男、一为中女,淆乱不相搭配,或如贾连翔之说,指该卦例中左上卦为三个不同的数字构成。简53后半段"權"应读为"管","權(管)"与"(筩)"为同类之物。简57后半段"■"从玉、燭声,可读为"韣",指弓袋。本篇"当日"指出现与占筮之日天干相合之卦,"当辰"指出现与占筮之日地支相合之卦。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三达德”之变体及其历史意义

先秦儒学以仁、智、勇为"三达德"。武士之勇以行动为目的,武士自身成为工具;谋士之智以获胜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孔子在二者之上镇之以"仁",揭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兼具仁、智、勇"三达德"的君子必将从道不从君。商鞅、韩非试图以法家理念重新拆分三者:"仁",被简化为"亲亲"而不能推及仁民爱物;"智",被束缚在国家机器中成为处理行政事务的"贤"而不再具有是非之心;"勇",在军功爵之名利诱导下以行动为工具追求"尊",其哲学根基是人的行为必基于欲求。由此,法家以欲求构建制度,国家结构被二分为"尊亲"与"忠贤",尊爵被皇亲国戚垄断,其内以亲亲之爱维系;小圈子之外则明尊卑等级,以忠贤之德为晋身之阶。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从“命”的语义分析看孔孟的安身立命之学

君子如何安身立命是孔孟儒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安身立命首先要"知命"。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究竟什么是"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命"字的语义分析入手,剖析了"命"字所指的多重语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再从天道之命、社会使命、肉体生命三个层面分析"命"的哲学意义,进而论述孔孟安身立命之学的具体内涵,指出先秦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是在人的个体生命、社会关系、精神超越三个层面完整理解人的"存在",全面安顿人生,从而实现"为生民立命"的目标。     

先秦儒家“自我”观念的三重面相

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包含三重面相: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然之我",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应然之我",作为道义性存在的"超然之我"。"自然之我"主张满足个体正当欲望和物质需要,蕴含权利意识的萌芽;"应然之我"要求个体承担共同体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群己关系中成人成己;"超然之我"倡导个体加强修养向君子人格与圣人理想趋近,担纲儒家之道。明晰先秦儒家包具三重面相的"自我"认同框架,有助于廓清原先的诸多错识。     

心安与身安——《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疏解

《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中安字出现五次,可分为两组:"女安"之安、"居处不安"之安。解释史上有两说:一、两组安字都指"心安";二、女安之安指"心安",居处不安之安指"身安"。但它们都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考虑的是第三种解释:两组安字都指"身安",且这是涵盖心安的整个人之安、身心一体之安。而"不安"有两层含义:不会"安"(未安)、会"不安"(不忍安、耻于安)。从身心一体之"身安"角度,可使对此章所说的"仁—礼"关系有一新的认知。     

竹书《周易》文字试解三则

竹书《周易》"■"字曾见于包山简,又作"■",何琳仪隶作"■"。学者或否定其说,释为"灭"。由竹书"■",帛本作戾,今本作冽,可知何琳仪隶■作"■"是正确的。"■"应是《说文》"瀱"字之异。竹书《周易》"畜",今本作"菑",二者音义皆近。竹书《周易》"■",帛《易》作"(扌短)",阜《易》作"端",今本作"朵",京《易》作"椯",论者或谓"■"为误字,其实"■"与"朵"音近,涵义与"朵"亦有联系,不宜认为有误。"(扌短)"、"端"、"椯"与"朵"的音义联系亦可得到合理说明。     

脆弱性: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一项原则

保护脆弱者是儒家大同社会的一个特点.孔子说:在"大同"社会中,"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子路问孔子:"愿问子之志",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惟其疾之忧."[3]儒家对于脆弱者义务的承诺蕴含在儒家关于"仁"的概念之中.     

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

郭店楚简整理者对<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句中的四个"绝"字的隶定为"继"字,与先秦礼书中的"绝服"相当."为父绝君"意为当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应服父丧而绝君之丧服.<六德>"为昆弟绝妻",与<丧服>妻服重于昆弟之服的服叙不同,但更为合理,当是早期丧服制度的反映.<六德>"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两"杀"字旧释"减杀",不确,当训为"杀止",字义的指向,在丧服的边界.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亲亲互隐”——以先秦儒、法思想为考察中心

先秦政治哲学的完备性结构不是"个体—公民社会—国家"三重域,而是"身—家—国—天下"四重域;这一四重域式的完备性结构实乃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前提。与儒家强调四重域的连续性、一贯性不同,法家将四重域通约为"身—国"二维结构,且以国这一维度为终极目的。在法家思想中,"家"并不具备独立的伦理道德属性,而仅仅具有被整合重塑的工具性地位。反对"亲亲互隐"的法家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君国的利益。在儒家所强调的四重域的连续体下,"家"不仅是德性主体(身)自我确证的第一场域,更是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基源所在。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互隐",在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之下,实现了道德的可能性与法律的正义性之间的两全。线性地认为"亲亲互隐"危害社会正义,从而强制性普遍规定"大义灭亲"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反讽与悖谬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进而在实际社会效应上妨碍社会正义。     

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及其当代转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和"小康"分别代表了先秦儒家向往的两种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大同"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小康"则是相对于"大同"的一定时段的低度的社会政治理想,也是较为现实的一种理想。为了实现"小康"的社会政治理想,先秦儒家提出了以礼治国的国家治理原则。邓小平对传统文化中"小康"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它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勾画了蓝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论民之好恶

不同于诸子时期的其他各家,儒家致力于关注民的好恶之情并与民同之。通达民情中的"与民同乐",并非是指顺着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去放逐,而是表达出儒家体恤百姓疾苦的政治精神,亦即"视民如伤"的政治传统。民有好恶之情,就需要顺应民情而引领民之好恶,民未必知之,却并不妨碍由好善恶恶而行。"民可使由之"追求的是由好善恶恶之情,由此确保"可使由之"者一样可以追求一种良善的生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先秦儒家对人伦次序的安排——以对夫妇一伦的考察为中心

与西周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准则建立的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不同,先秦儒家以"亲"、"尊"、"义"为准则建立了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关系网。尽管在先秦儒家内部,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在汉代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却有着发展为主流的倾向。先秦儒家的这种人伦关系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安顿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继续生根发芽并繁荣发展的基石。     

中国古典分配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诸子们的分配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源头活水。儒家施行"藏富于民"的分配理念实现有序、均平的社会理想;墨家施行"多劳多得"和"节用"的分配理念实现经济的发展;道家施行无欲无争、"法自然"的分配理念实现回归自然的理想;法家施行"利出一孔"和"訾粟而税"的分配理念实现富国强兵的社会理想。先秦诸子各自的分配理念给我们提出了民富和国富如何选择、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如何兼顾等方面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