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药复方不同提取部位的相关研究之思考

中药复方是中医临床用药形式和主要手段,是中药有别于化学药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在精细辨证和对中药性能以及运用经验基础上,运用中医“君、臣、佐、使”和“辅反成制”等组方原理,将多味中药（饮片）配伍运用的形式。它体现了中医治疗重视扶正祛邪、标本兼治等整体观、系统论和辨证施治的法则。笔者从有关文献中归纳出了中药复方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由两个或数方合用而治疗较复杂病症的方剂,即重方、合方,如八珍汤。二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中药饮片配伍组成的方剂。三是指适应现代药学对多成分药物的认识范畴,对多组化学特征的中医方剂的通称（其实中医方剂并不全等于中药复方）。由此可见,中药复方概念的内涵,随着其构成要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进而并呈现一定的层次性。一般来说中药复方多指的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中药饮片配伍组成的方剂。中药复方既包括了千百年来临床证实疗效确切的古方（经方）,也包括了临床常用的新复方。如《黄帝内经》记载的13首,东汉《伤寒杂病论》的375首,唐代《备急千金要方》的5300首,《千金翼方》的2900方,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16834方,明代《普济方》的61739首等等。随着中药复方的不断丰富,中药复方不仅成为了中医临床用药形式和主要手段,而且也为如今中药复方新药（新药的主体）以及今后复方有效部位新药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处方基础。     

七情病证证候分类的意义

历史上关于情志病证的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6万余片,与疾病有关的有323片415辞。其中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病名或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失眠”。《山海经》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就有狂、痴等。《黄帝内经》不但记载了一些具体的七情病证的名称,还设专篇系统论述了癫狂的病因病机和表现。到了张仲景时期,中医学对七情病证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临证医学阶段。《金匮要略》记载了“百合病”、“奔豚气”、“惊悸”、“脏躁”、“郁冒”、“阴吹”及“咽中如炙脔（梅核气）”等七情病证的辨证论治,首开情志疾病辨证论治的先河。     

《金匮要略》“调和”思想及在肝病证治上的运用

中医“调和”思想之学理源自《内经》,光大于仲景《金匮要略》,其精髓在于动态调整、趋于和谐,大略为未病之时重调摄、既病防变需调理、病瘥防复宜调养,在肝病证治中体现为调中焦和少阳。试图阐明这一思想的渊源、内涵和实际运用之道。     

肝癌古今药方统计结果之比较

现代中医研究,如《现代中医肿瘤学》;《肿瘤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临床中医肿瘤学》等著作中,都把肝癌归入“肥气”、“伏梁”、“痞气”、“肝胀”、“肝壅”、“臌胀”、“癥瘕”、“胁痛”等疾病的范畴,这反映了现代医家对肝癌与古代中医疾病之间关系的一种界定。     

中医临床基础学之学科渗透与交叉刍论

根据现行的定义，中医临床基础学是由原《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三门古老而又极富生命力的学科组成。这原有的三门学科，既有其共性，亦各具特色。因此，多学科渗透与交叉，就中医临床基础学而言，首先是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的渗透与互补。在三门分支学科中，《伤...     

试论张仲景辩病结合辩证的辨证论治方法的先进性

张仲景辩病结合辩证的辨证论治方法,与现代医学认识疾病的思想非常近似,通过比较现代医学认识疾病思想与张仲景疾病认识概念在疾病诊治过程中的相似性,为研究<金匮要略>古代疾病与西医现代病的对应性结合、提高病证结合论治在临床的效验,有很大意义.     

中医整体观念对推拿临床的指导意义及其应用举隅

从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认识、诊断与治疗三个方面,就中医整体观念对推拿临床的指导意义加以探讨,并举例说明中医整体观念在推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骶骼关节损伤错位所引起的痛经等疾病中的具体运用,旨在引起推拿同仁在推拿临床中对中医整体观念的重视。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中西·病证·方药--中医临床诊治心悟笔谈

如何处理中西医的关系 ,如何认识病与证的意义 ,如何才能用好针对病证的方药 ,这是当今中医临床诊治中每天都必须遇到的问题 ,也是中医临床医生回避不了的问题。那么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对待这些问题呢 ?一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治方式差别巨大。中医学的理论由于缺少实证和解剖结构基础 ,所以临床诊治时 ,最关注的是疾病的外在表现 ,进而对这些外在表现给以非实证的病因病机说明 ,并据此处以方药 ,由此便形成了辨证论治的临床原则。西医学则与此迥异 ,它的理论是建立在结构实证基础上的 ,临床诊治关注的不仅是疾病…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由《圣经》内的梦识别《圣经》是怎样一部书

《圣经》是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圣经》内有不少梦,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帝直述圣言圣喻的梦,另一类是象征表述的梦。所有的梦,其目的在于昭示上帝的神圣、全知、全能和对信徒的眷顾。《圣经》内对梦也有不同认识,有经文指出,“不要相信自己所作的梦”,“信梦的人必误入迷途”。显而易见,《圣经》不是上帝的圣言圣喻或启示,《圣经》是来自人间许多一作者涉及面广阔的不同著述汇集而成的一部书。     

试述王弼《老子注》思想之归属

王弼《老子注》是代表《老子》的思想,还是属于王弼本人的思想,学术界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文章在对比王弼《老子注》思想与《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论证了《老子注》思想属于王弼本人的思想。     

一个临床医生对中医临床的理性思考—《行医日记》选载

1　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1月 3日　星期一　晴天　天气暖和 ]今天门诊病人较多 ,病种混杂 ,以咳嗽病人为多。三名空军战士来诊 ,要求调理。一名腰酸 ,一名白发 ,一名青春痘。这三种症状求治于中医似乎很合适 ,但我在处理中却缺乏把握 ,能否取得疗效很难说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三名病人的症状轻微 ,都未达到“疾病”的程度 ,更不要说西医的诊断标准 ,就是中医的辨证分型也很困难 ,临证中只能凭借常见分型而用药 ;二是坚持服药困难 ,就算我的辨证分型正确 ,三名年轻的病人为了这么一点身体上的不适会长时间服用中药吗 ?长时间服用中药值…     

西域出土《开宝藏》残本及其版式献疑

《开宝藏》存世刻本不多，学界始终期待有更多的刻本出现。本文在回顾前人关于西域出土《开宝藏》残本研究的基础上，介绍新见的西域出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着不坏假名论》三件残本，指出它们是同一刻本的断残，其字体风格符合《开宝藏》特点，当是该藏的遗存。同时据其有上下界栏的版式特点，认为《开宝藏》后期的补版或增刻，与早期刻本不同，而是采用了上下界栏。这一推断不仅打破原来我们对《开宝藏》版式的固有认识，而且对今后判别西域出土刻本，哪些是《开宝藏》,哪些是《赵城金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学术研究，得出可靠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也同样重要，如此才能进一步拓展学术空间和深化研究。     

《淮南子·缪称》与郭店简儒家佚籍的学术关联

《淮南子·缪称》保存了大量《子思子》佚文,与子思著作有密切关系,而学界一般亦认为郭店楚简中的儒家佚籍是子思学派的作品。将《缪称》篇与郭店简《成之闻之》《穷达以时》《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等篇对读,二者在用词、语句乃至思想上多有相合之处,据此可以进一步确认郭店简这些篇章确为子思学派的作品。同时,通过对读亦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缪称》篇的成书及性质。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内经》研究

文化人类学具有跨文化研究的学科优势,其理论与方法逐渐在中医研究中得到关注,文化人类学在中医经典著作的《黄帝内经》的研究中理应发挥作用。理顺了法、英、美等西方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内经》研究中,分析了《内经》冠以“黄帝”书名的缘由、“祝由”治病、对重视“脏腑”功能的理解以及对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的解读等相关内容,不仅拓宽了《内经》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社会文化传播、《内经》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以及教学都是有益的。     

中医整体观念的错误——分析是中医认识人体的基本方法

为了认识人体这个整体，中医使用解剖、四诊、药物试验等分析方法，实现了人体组织、器官、生理、病理、疾病成份、药物功效的综合认识，中医学不存在“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念”。中医从辨证论治立场出发，把“司外揣内”叫做整体观念。这个观念混淆认识对象的整体性和中医认识的分析性，违背《内经》“外内相得”认识原则，忽视中医基础医学成就，所以是错误观念。     

综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

沿着班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思路,后人就会寻求《太玄》与《周易》的对应关系,结果却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合。以此回溯汉代《易》经存在的实际情况:三《易》并存、《周易》尚未定型,说明《太玄》不仅仅是模仿《周易》,而是综合参照了当时存在的古《易》。本文通过分析《太玄》与《连山》、《河图》、《洛书》的具体关系,揭示《说卦》是《太玄》与古《易》联结的纽带,明晰三《易》发展的实际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