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宗教历史初探

峨眉山不仅是一座佛教名山,在先还是道教有名的“洞天福地”之一。从现存史料看,在汉末三国之际,道教已在山上流传,而佛教则是晋初传上山的。在唐、宋二代,两教并存,到了明代中叶,道教日渐式微,而佛教却日益兴隆。及至清代道教衰落被融合于佛,以佛为主。至此峨眉山才成为国中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声闻中外。峨眉山之所以风光绮丽,历史悠久,成为天下名山,并给我们留下许多的文物古迹,是与道佛二教一千多年间的经营分不开的。它在历史上因是著名的“仙山”,“佛地”,     

三教关系论纲

道儒二教都植根于传统宗教，汉初的“黄老”就是道教的开端，汉武“独尊儒术”是儒教的开端。黄老治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儒教言天道，在汉以后也吸收了道教的天道自然。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先是依附道教，后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心性理论。隋唐道教率先向佛教学习，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到宋代，理学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方法和理论，使儒教理论臻于成熟，佛道二教此时不仅礼拜儒教天子，而且在理论上也向儒教学习了。     

峨眉山

峨眉山在中国四川省峨眉县,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称为普贤菩萨道场。清蒋超《峨眉山志》引《华严经》卷四十五《萨菩萨住处品》说:“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日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以此证明峨眉为普贤道场。近代释印光重修《峨眉山志》驳其说。他认为“峨眉山有佛光圣灯,虽可称为光明山,但峨眉不在佛说法处(菩提场)的西南,普贤也不名贤胜。”他又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在南北朝末期,北周时佛教已与儒、道并称“三教”。隋唐时期,佛、儒、道分立,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统治人心的主要思想支柱。一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佛教的因果报应。     

从六朝上清经看佛教对道教用语的影响

佛道二教在发展中相互斗争,又彼此融合,相互间的交融渗透在用语上也有所反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揭示其用语交互影响的事实是研究佛道关系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文章以六朝的上清经为考察对象,发掘出一批深受佛教影响的用语,它们无疑是佛道二教的交融渗透的直观体现.     

唐代诸帝与佛教的社会发展

唐代诸帝对待佛教的总体态度,基本上是整顿和利用。在有唐一代的二十个皇帝中,除了发动“会昌灭佛”的武宗外,其余诸帝均对佛教采取了既管理、整顿又扶持、利用的政策。从高祖的沙汰佛教二教,到太宗的“先道后佛”,从武则天的“举佛抑道”到玄宗的崇信密教,直到后来的武宗灭佛,唐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虽然在不同的形势下,根据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需要,而有或抑或扬的变化,但从整体上说,出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将佛教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重要辅助手段加以利用,是有唐一代对待佛教的总体策略。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日本古代的汉译大藏经

日本古代的汉译大藏经［日］浦晋在佛灭以后经过数次结集而成的佛教经典，包括宣说佛的教法的“经费”，宣说教戒的“律藏”，论释教法的“论藏”，并称为“三藏”，是佛教的根本经典。发源于印度的佛教逐渐向国外传播，也传到中国，２世纪后半叶在中国正式开始译经。印度...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道教义枢》的自然观简析

《道教义枢》的自然观简析李刚本文通过比较道、佛二教对自然与因缘的论述,对初唐道教教义学代表著作《道教义枢》的自然观作了简要分析。文章认为,《道教义枢》的自然观融汇了佛教的因缘说,使“自然”的含义具有“空”的气息,佛教中观学派的缘起性空说成为《道教义枢...     

道、佛二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思考

作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两座重要基石,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对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由于道、佛二教自身特点与状态的不同,中国古代科学在它们中的特征与走向都不尽相同。我们从对道、佛二教的思想对科学影响的对比分析中,能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佛道交涉背景下的引路菩萨图像研究——以幡为中心

幡是引路菩萨重要的图像学特征。将幡用于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本是中土的传统。东晋以来,幡成为佛道二教重要法器,道教灵宝派受佛教大乘思想之影响,将幡用于引度亡魂。唐代起,佛教引路菩萨始将幡用于引魂。因此,引魂幡是佛道交涉之产物。二教虽然使用共同名称的法器,但最终还是指向各自的最高追求——成仙或往生净土。换言之,二教交融的表象之下,双方本质并未改变。     

佛道教课诵音乐之比较——以成都文殊院、青羊宫为例

正佛教、道教音乐作为我国宗教音乐的重要门类,汉魏以来便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国人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与传统音乐其他种类相比,佛教、道教音乐不仅表现出发展的延续性,其传承亦显示出可贵的"活态"价值。但现代学人对此持续关注与系统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间,全国重点寺院、宫观便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三十多年来,通过大量的田野调研,基本摸清了佛道音乐之现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儒、佛、道三家向来是相互融摄、相互影响的。相对于儒家在封建时代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佛道则主要发挥着思想影响之辅助功能。而在佛道之间,虽教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峨眉山天主教徒们的舒心日子

在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除了神奇 的九寨沟，恐怕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就是峨眉山了。 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160公里处的峨眉县境内，主峰海拔3099米，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有大峨山、二峨山之分，从远处眺望峨眉，细而长，美而艳。 其实，我们所说的峨眉山，指的是大峨山，此山是邛崃山脉的余脉，介于大凉山与邛崃山之间，地质学上称为“峨眉断块带”，是座悬崖峭壁众多的断块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过冰浸、…     

儒道语言观与释门文字禅刍议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逐渐由原来“不立文字”、“离经慢教”的内证禅转变为“不离文字”、“以教说禅”的文字禅。禅宗的这种转变,与儒道语言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字禅“因言显道”、“见道忘言”的提法就分别与儒家“文以明道”、道家“得意忘言”的观点渊源有自。当然,文字禅在兼采儒道的同时又运用佛教的二谛思维使儒道矛盾的语言观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调和。     

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个帝王兼学者的“特殊”人物,他的“三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佛学上,他倡导涅槃佛性论,中心命题是“神明成佛”说。“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的佛学又以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并以“忠孝”为善恶的枢纽。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佛、道两教作为补充,但却“不以法妨俗”。他的“三教同源”说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从治国愚民的需要出发,梁武帝以“两界”、“三教”的当然首领自居,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创造”地汲取和改造了佛、道两家的义理,在儒、佛融合历史趋势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柳宗元: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

与佛、道二教以"佛"或以"道"为基点的"三教融合"主张相呼应,柳宗元提出了以"儒"为基点的"三教融合"观。他不但明确提出了"三教融合"的原则与方向,而且建构起了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宇宙本体论与"三教融合"视域中的心性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的方向。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