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宏观经济学发展格局的一个理论基准——货币一般均衡理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的沿革未能跨越货币与一般均衡的兼容障碍,货币一般均衡理论仍面临着货币与价值理论两分的困境.以货币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解析其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主义、新货币经济学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逻辑渊源,则各宏观经济学流派或公开或隐含地在"货币"与"一般均衡"之间的取舍权衡,为解读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理论基准.     

公正与效率的均衡分析——兼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追求

公正与效率是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两个最基本要素,二者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内驱力,也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应然状态,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追求的目标.     

“无变革的改革”: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限度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论公共性重建视野下的行政组织变革

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其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纯粹之美——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绘画探析

荷兰画家蒙德里安作为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始终在深刻的洞察中不断追求艺术表达形式的创新,寻找独特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特征,探索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下纯粹的秩序与均衡之美。结合蒙德里安的创作经历,着力探析其从再现具象的美到逐渐把万物简化成水平直线的抽象美的风格变化历程,深入挖掘其新造型主义绘画的美学理念与美学精神。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总体特征、生成逻辑与化解之道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总量增加、范围扩散、冲突程度加剧、权利意识增强、化解难度加大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从生成逻辑上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既有变革社会中矛盾凸显的一般规律,也有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拉大、阶层结构固化、制度结构开放度不够、政治体系不均衡、游民群体扩大的自身原因.因此,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已是一个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社会矛盾的化解要创新社会管理,不仅需要技巧性的策略,更需要理念上的反思和战略性的调整,变“堵”为“疏”,化“刚”为“柔”,化“游”入“土”,推动源头治理.     

新中国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更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最高意义的革命性地位,并从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探讨中揭示了技术应用的意识形态倾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针对“技术异化”现象的批判过程中对技术主体这一维度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反面”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变革需要且应当具备的“赋能”价值,这亦与技术功能所指向的人类解放的目标追求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后在技术变革领域充分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其呈现出的科学技术大众化的“人民之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这为探索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作出了努力,也为今天的技术发展提供了镜鉴。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

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 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激烈论争,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双方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认知进化与退化、道德工具化与趋同化、情感真实性与同质化等人的社会属性问题;自主性与自主权、公平与公正、健康与安全等增强技术使用问题。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论争双方的对立,有的是利益分歧,有的是价值或文化冲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均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良性发展。     

孝宗中兴与庆元党禁视域下的南宋儒学走向——以朱熹与陈傅良交游为中心的考察

孝宗中兴时期,南宋儒学群体之间的交游频繁,陈傅良一直以"不欲与争"的态度与朱熹相处;宋宁宗即位后,身处庆元党禁风波下的朱熹、陈傅良则摒弃学术差异,在朝堂上同舟共济,政见亦趋于一致。朱熹和陈傅良虽然在思想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因为同属儒学群体,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相近的交游圈,故而视彼此为莫逆,以他们为代表的道学与浙学群体之间的交流也对南宋的学术繁荣和朝局走向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制度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非制度化行为及其效用既决定于行为者的主观努力,也决定于制度的有效性和约束力,还受到社会习俗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非制度化行为的变量参数、博弈形式、策略选择、成本核算、心理预期等是行为主体优先考虑的因素。非制度化行为的策略选择与利益驱动有关,其运行方向决定于不同个体或团体的力量对比和博弈能力,它的成本和收益是一定条件下的帕累托优化或纳什均衡。非制度化行为的策略选择还与行为主体的"情景信任"、"品质信任"等因素有关,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是推动行为主体跨越制度边界的重要因素,其中不仅有"风险厌恶"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也有"风险偏好"引起的行为偏激。非制度化行为中,行为主体对基本变量的把握、对行为策略的选择、对行为效益的权衡以及对行为风险的判断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忠孝观

<世说新语·德行>撇开了华歆、王朗之徒的不忠不义之举,赞扬他们的"小廉曲谨"之行.以忠义入选<德行>的只有一则,而以孝行入选的却有十三则,其结果显示出:在玄学思潮的冲击下,魏晋士人援道入儒,重新建构他们特有的道德观与价值取向.随着君权的衰落,门阀制度的确立,他们普遍接受了先亲后君、先孝后忠的思想.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做出种种越礼行为,但并不想废弃礼教,而是提出了"因时修制"、"缘情制礼",试图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因此他们在推崇孝时并不只主守礼之孝,而是同样看重出于真情的死孝、心孝.     

健康主义悖论的再审视

健康主义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提升健康意识、注重健康生活,质疑医学权威,主张个人健康责任的理念。这一理念为把握当代医学文化特征和趋势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理论方面,健康概念的泛化、健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两重性、剩余健康和亚健康概念的提出为健康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实践方面,临床试验、健康风险计算以及正常值的调整既为健康主义提供了数据支持,也使得企业与资本从健康主义方案转化为行动中获得收益,并为健康主义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动力。本文指出,健康主义的纲领,虽然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健康,但若对其过度强调,则可能走向为增进健康而损害健康的悖论。健康的定义越宽泛、使用范围越普遍,反而可能使人们离实现健康的目标越遥远。人们越是执着地追求健康,却越是感到处于患病的危机之中。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比较的视野——以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为例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资本主义被作为民主的推动因素和前提条件嵌入到各种民主理论之中,民主化被看作是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三化运动向全世界推广。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内含的平等诉求被压到最低程度,从而使第三波民主化呈现出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核心特征,造成了民主与大众利益的分离。与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第一波民主化进程无论是民主运动的推动者、民主内含的价值倾向和民主化的结果都表现出了遏制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交织,民主化改变了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对比,致使资本主义不断在社会主义的威慑下进行着内部改良,民主得以从政治领域突破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而对财富再分配产生影响,改变了发达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资本强势和贫富分化是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民主若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具有重大意义。     

对合作行动出发点的逻辑梳理

近代以来,社会建构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或者说,"原子化"的个人是社会建构的原点。在对人的界定中,由于发现了人的自利追求而使近代早期关于人权的模糊认识变得更加实在,也因此而使社会治理方面的安排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在人的自利设定中,把人本来应当具有的道德因素从人身上剥离了,使人成为理性经济人。结果,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也都被简化为利益追求,社会建构也就完全从属于为了人的利益追求提供实现路径和保障的目的。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这一社会建构逻辑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去重新审视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人也不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相反,社会是存在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人是通过行动而建构了社会和诠释了社会。基于这一认识,关于社会建构问题的探讨也就聚焦到了人的行动上来了,从而发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应当是合作行动,而人的共生共在则是合作行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