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周敦颐与道教

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所以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他排在首位 ,认为他继承儒家绝学 ,孔孟之道。朱熹说 :“濂溪周公先生 ,奋乎百世之下 ,乃深探圣贤之奥 ,疏观造化之原 ,而独心得之。”① 朱熹说圣人之道从周代开始就衰落 ,孟子以后就没有人传播了 ,到了宋代 ,周子出来 ,无师自通 ,继承孔孟之道 ,发扬了道学。这在史学上也是有记载的 ,《宋史·道学传》中说 :“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明阴阳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了若指掌。”② 但他是否真的像朱子说的那样 ,他的思想是“独得于心…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二程及其弟子对邵雍先天易学之两极态度辨析

二程兄弟认为,邵雍的先天易学象数模式"无所用于世",与他们自己体贴"天理"以求明体达用的儒学旨趣迥异。他们对邵雍先天易学一边口上赞誉有加,一边却极不认可,甚至视之为术数。与二程兄弟不甚认可邵雍先天易学相比,其门人弟子中却不乏对先天易学非常认可者,如杨时、尹焞以及后期影响力较大的四传弟子朱熹等人。此中,朱熹立足其理一分殊的理气观,调和易学象数与义理,与二程视角不尽相同,但从侧面透出不尽认同二程对先天易学的理解。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二程兄弟及其门人对先天易学的两极态度及相关评论,以理解和把握邵雍以后先天易学的流传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关学源流特征与《关学文库》的编纂

<正>关学开派,肇自横渠。北宋时期,在陕西关中形成的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所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史称关学。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陕西眉县横渠镇度过,并长期在关中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其所创立的关学为孔孟儒学在宋代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载也因此而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南宋学者吕本中最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1,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     

王廷相的道德修养学说

王廷相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圣人”是道德理想的最高人格;“存理去欲”是通过道德教育达到“圣人”境界的根本途径;而“动静相养”又是“存理去欲”的基本修养方法,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学说。本文就王廷相的修养学说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在道德修养上,王廷相同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如何才能“存天理,去人欲”呢?这需要做一番道德修养的工夫。这个工夫,周敦颐叫做“主静”,程朱叫法“主敬”,而王廷相则叫做“动静交相养”。这是王廷相道德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空中楼阁”与“天挺人豪”——程朱眼中的邵雍

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     

宋儒张载"以易为宗"思想探析

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也是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开创者.他的成就得到理学家们的肯定,如程颢、程颐将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于<伊洛渊源录>中,将其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并列;<近思录>也选录许多张载言论,以为门生弟子进学之助.而后代统治阶层的重视,也可看出他的影响宋理宗封他为郿伯,从祀孔庙.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食.<宋史道学传>为他立传,颂扬他的德业.他的著作在明、清二代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并于清初编入御纂<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中,可见张载在理学发展上的贡献与地位.     

礼仪、信仰与精神实践——以朱熹祭孔“礼仪—经验”为中心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因为在朱熹的信念中,先圣与自家的修身成圣密切关联,遭遇先圣即是面对自身生命的神圣向度,它带来的是对自身生命的反省和转变。这在朱熹所写的"先圣祝文"中有具体的表现,而这些祝文的写作和实践,本身即是这种精神实践的真实发生过程。从思想与生活相结合的角度,透过对朱熹祭孔礼仪、信仰和精神实践之间互动关系的展现,发掘其礼仪实践中的经验向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儒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与生活的关联。     

陈淳易学思想研究

陈淳易学绍承朱熹,他申明"四圣三贤"的易道渊源论,强化了朱子学派的道统地位;他的"太极"观融浑理气,可视为朱熹理气观的一种发展;在治易上,他强调象数、义理不可二分,并对朱熹易学的传播作出贡献;出于对朱熹的崇敬,他认为易学至朱熹已发挥"无余蕴",这一点则显得较为保守。朱彝尊将陈淳列为朱熹传《易》弟子是有根据的,而朱熹、陈淳的易学思想亦影响了漳南后学如蔡逢甲、黄道周、何楷等人。     

周敦颐与邵雍思想异同辨

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邵雍的《先天图》都是依据《周易》立说,在后人的传说中,二人的易学均出于陈抟的"图书学";朱熹以后的理学家,也多以"周邵"并称,并力图将《太极图》和《先天图》合为一体。究其实,周敦颐和邵雍作为理学初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都从宇宙论出发,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周敦颐以"太极"为"诚",邵雍则以"太极"为"数之源",二者之间还是显示出重大差别。在境界论上,周敦颐的"孔颜之乐"与邵雍的"观物之乐",也判然有别。     

《周氏太极图》原图考

本文以朱震所列周敦颐<太极图>"动阳"二字的标注为突破口,对比杨甲<六经图>、<道藏·周易图>所列及朱熹改造等诸流变图,结合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的文字叙述,考证了周敦颐<太极图>的原貌.笔者认为,对<周氏太极图>的考辨,应从其"流变"人手,进而求得其图之原貌,然后方可进入考证其图之来源.文中指出:周敦颐以太极为一气,主太极有动静而生阳生阴之说,而朱熹则以太极为一理,而"理不会自动静",动静只是阴阳自身之动静,出于建立其理学系统的需要,便有意对杨甲所列<周氏太极图>进行了改造.于是,通过比较二人太极观之不同,便可从中分辨<太极图>原图与改造图之间的差别,从而分析其二人各自的理学思想.     

周敦颐《太极图说》与朱熹《太极图说解》辨异

<正>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争论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事件。由朱熹给《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作的注,在当时就引出许多不同意见。因此,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朱熹的注解与周敦颐的原意是否一致这个中心进行。后代学者的讨论也循这条线索发展,遂衍生成朱熹与周敦颐思想异同的讨论。这就引出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朱熹的注是否符合周敦颐原作的思想?二、如果不吻合,朱熹为什么要进行修正?三、周敦颐的思想是儒还是道?本文试从分析周     

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0年10月,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发起和举办的这次讨论会在武夷山市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朱熹学说的丰富内涵,朱子学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现代价值等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现将讨论要点综述如下。 朱熹学说的丰富内涵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学说涉及经学、史学、道学、佛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与会者主要就其本体论、宇宙观,道德伦理观等展开了热烈的讨沦。 本体论和宇宙观。朱熹综合二程和张载的理气学说,建立起了以理为主,而以气为辅的系统的本体论和宇宙观。有论者认为朱     

性善之善不与恶对——以张九成为中心讨论宋代性善论涵盖的两个问题

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程门学派对朱子学的挑战及与王学之遥契——以黎立武的《大学》诠释为中心

"程朱理学"这一习用表达,强化了朱子与二程学术的一体性,却遮蔽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二程学派是一复杂的学术群体,虽经朱子之强力整合,至晚宋,朱子的程门正统地位仍遭遇了兼山学派的挑战。黎立武发扬兼山学派重《易》的传统,采用《易》解《四书》的进路,高举《大学》"古本"之旗,强调"知止"为全书枢要,与后世阳明学多有遥契。     

兼祧思孟告荀:二程性论的多维面相

作为理学的主要开拓者,程颢、程颐兄弟通过引入新概念、新范式创发的新性论,是中国性论史上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形态。由于二程对孟子性论的推崇以及朱熹对二程直承孟子系谱的强化,学界向来多以孟子哲学为二程性论的不二源头。事实上,深入考察二程性论及其对先秦人性思潮的扬弃即可发现,这种"一线单传"的系谱构建方式有待省思。二程论性不仅承继孟子学派,亦兼容涵摄子思、告子、荀子等多家学派,堪称多源;在多源背景下,二程性论展现出了实质之辩(情性德性)、价值之辩(性善性恶)、人物之辩(性同性异)等多重面相,堪称多维。多源、多维审视有助于对二程性论及整个理学性论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异同——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宗旨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爱物何以可能——朱熹的生态伦理观探析

人对物究竟应给予物什么样的道德关爱?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学具有普爱意识,自先贤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以来,物一直是道德关爱的对象,但同时在"爱有差等"观念的支配下,对物的爱又不同于人,其间显现出普爱与差爱的矛盾冲突。朱熹在本体论上以"生生之仁"确立了人、物的平等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所自有的客观等级秩序以及人所面临的不同道德情景,人又会以"差等之爱"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朱熹用"理一分殊"来化解"普爱"与"差爱"的冲突,以"推己于物"和"用之有时,取之有节"的方式展现人对万物的仁爱之情。     

孝宗中兴与庆元党禁视域下的南宋儒学走向——以朱熹与陈傅良交游为中心的考察

孝宗中兴时期,南宋儒学群体之间的交游频繁,陈傅良一直以"不欲与争"的态度与朱熹相处;宋宁宗即位后,身处庆元党禁风波下的朱熹、陈傅良则摒弃学术差异,在朝堂上同舟共济,政见亦趋于一致。朱熹和陈傅良虽然在思想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因为同属儒学群体,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相近的交游圈,故而视彼此为莫逆,以他们为代表的道学与浙学群体之间的交流也对南宋的学术繁荣和朝局走向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