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十七大政治改革构想的主线

"人民民主"是贯穿于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及政治改革思想的主线. "人民民主"是一个具有浓重中国特色的概念.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来看,其本身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或者叫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

本文从历时与横切视角,集中讨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维稳政治"。近三十余年来,政府维稳已逐步脱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法体制的总体框架,走向了"全面维稳"体制。这种全面维稳的政府回应体制是一种"全员动员"体制,在缺乏应有的法律指引和专业规范的条件下,只能在"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框架内运行。为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维稳技术尽管"日臻完备",但其手段和策略却多是行政的、政治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种政治化而非法治化的维稳政治,正是"全面维稳"与"全员动员"体制所固有的脱离法治化和专业化、强化行政化和政治化之本质所在。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

人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生命政治概念是福柯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概念是建立在于"使人死或让人活"的主权权力概念的对立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权力旨在"使人活和让人死",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人口统计学、优生学、卫生防疫学成为政治干预的主要领域。之后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对应的安全机制,并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承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分别用赤裸生命概念和免疫体概念来重释福柯的生命政治。     

“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

近年来,"天下"的概念虽没有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时被学术界所论及。将"天下"乃至"新天下主义"视为一种可能的中国式的"世界制度",难免会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过于自恋的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天下"的内涵在秦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是有重大区别的。在秦统一之前,"天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一种文化纽带关系,很少有政治的意蕴。即便是在秦统一以后,"天下"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但也并非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单位,而是"大一统"的"中国"体系的基本规训工具和权力合法性基础,是皇权与儒家思想体系结合起来的区别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尺。然而,"天下"的政治意蕴仍然体现在"国天下"中,而并非是一种世界意义的秩序。把"天下"作为一种"世界尺度"或者说"世界秩序",那不过是一种文化意象。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审美维度:美学、政治、知识

美学意味着一种感性的分配。康德的去功利的审美判断,以理解力与感受力之间等级关系的中立化确立了审美维度的核心,即以一种审美分离为前提的平等的"歧见",由此带来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此乃"美学的政治"。存在两种试图取消审美的政治潜力的伦理模式:其一是以"习性"为基准的社会学批判,其二是以"崇高"为中心的绝对他者原则。"政治的美学"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乃一种"仿佛"的操作,是任何人之共同权力的平等展演。柏拉图式的共识性的"仿佛"导致了以社会分化为前提的伦理秩序的循环,德里达式的异质性的"到来的民主"则排除了人民主体的歧见力量。总之,为了强调美学的政治和政治的美学,一种蕴含了知识的美学的思考方式和话语实践势在必行。     

政治生活如何走进伦理学

政治生活走进伦理学涉及"应当"与"能够"两个方面。政治生活"应当"走进伦理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政治生活的本质和伦理学的目的。政治是有关公民之根本利益分配的所有方面,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公共秩序",这是使社会良序运转的直接基础;政治应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公平的经济权利和多样化的精神产品。伦理学作为关于善与正当性问题的学问,除了规定个体行动者之行动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规定集体行动者(企业、行政机关、国家)之行动的正当性。因制度性缺陷和权力滥用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个体因不遵守伦理规范造成的损失更大。政治生活接受公民的伦理反思、批判与规定乃是公民的正当性要求,在伦理学中应有重要位置。政治生活"能够"走进伦理学的现实条件取决于伦理约束权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必要性在于权力拥有者可能有利己动机;其可能性在于执政者因有德性而产生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监督。     

政治权力的社会化与网络技术的兴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化"是指扬弃了人与人之间分裂和对抗现象的人类整体应有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政治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其发展演变必然受到"社会化"这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支配与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就是政治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消失,政治权力真正回归人民、回归社会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演进密切相关.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科技革命,特别是现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在权力中心转移、政务信息公开、政治参与扩大等方面切实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     

作为政治正当性理论的北宋正统论

北宋正统论是一种规范性政治正当性理论。在欧阳修创立的范式中,"居正"和"一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判断标准:"居正"从权力取得方式立论,包括禅让、世袭、革命、被限制的力夺四种方式;"一统"实质上是对实际统治权力的认可,并不具备规范性。欧阳修倾向于以"一统"为标准。此后,苏轼、司马光等进一步引入"天下有君"的优越性作为预设前提,以补充"一统"的规范性。理论上,侧重"一统"的正统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建构,"居正"指引了正统论的发展方向。     

作为政治实践的“同情”:同情、审议民主与社会结构

在关于审议民主的讨论中,情感被认为:有损于认知,影响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个体的,难以形成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会阻碍共识的达成。但关于情感的新的理解,为我们重新看待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提供了契机。本文关注的是同情在审议民主中的意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情视为一个过程和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机制。同情能够影响个体的判断,是健全理性的必要构成部分。情感有助于"角色承担",形成普遍化的立场和规范。同情也为我们重新设想"多元公众"提供了视角。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距离、心理机制等因素都有可能阻碍同情的发生。"他者"的问题是政治实践所处理的重要议题。随着"他者"问题的凸显,作为政治实践的同情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道德他律:我的道德重建的社会政治前提

在我的道德处于社会性解构之道德境遇中,道德他律是社会道德重建的基本方式。道德他律的存在主体是国家,实践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担当起道德他律的社会重任,其前提是政府要成为道德的政府并获得其道德的道德形象和引导力量。这要求政府必须建立在普遍人道、平等、公正的政治原则和政府道德优先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权力分散、制约、均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和小政府大服务的实践原则。     

道者有其序,治者有所本——宋代士大夫追求的学术与政治

宋代士大夫不满足于仅仅是作为“道统”代表,同时还希望以“道统”主导“政统”。所以宋代士大夫不仅是道统传承的文化主体,同时还是“共治天下”的政治主体。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下,两宋士大夫参与了对“祖宗家法”的建构,并在宰相制度、经筵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出宋代士大夫逐渐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宋代士大夫拥有的两种权力是互助的他们努力以文化权力去强化其政治权力,而他们又希望以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文化权力。     

政治伦理的现代视域

一传统政治伦理的致思取向和研究视域 对政治伦理的研究,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关注.由于政治伦理这一问题涉及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因此,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和伦理是对立的,二者互不相容,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认为,政治的内容就是"法"、"术"、"势",道德不仅无用,甚至有害,可以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择手段;在西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和理论"对立论"的典型代表,把他称为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者"、"邪恶的导师",认为他向人们推荐了一种政治上"不道德的实践".[1]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学应该是一门能对政治现象进行充分定量,像数学和逻辑学一样精确说明各种政治关系和规则,从而排除政治中的"价值观念"、"价值喜好"的科学;还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对伦理规范应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允许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采取一切非伦理的手段.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行政问责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不仅具有政治、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它们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履行责任伦理构建责任政府,规范权力运行助推权力向善,尊重"民意"实现公共利益和弘扬道德责任塑造伦理人格等方面.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政教关系的重建:马丁·路德与近代政治的起源

马丁·路德通常被视为政治保守的象征,在西方政治思想上备受争议。实际上路德针对中世纪晚期的政教乱象有着清晰的思考,并在实践中重建了宗教改革时代的政教关系。路德的国家观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传统之内,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以"两个王国"与"两种治理"理论为基础,在政教关系上做出了对国家更有利的权力划分。路德认为世俗政府应该维护基督教信仰,教会应该专注于属灵事务,同时反对宗教战争,由此进一步划清了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界限,有利于近代国家世俗化的发展,奠定了近代政治的基础。     

论忠诚之为政治伦理美德

"忠诚"是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儒家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忠诚理论必须归复孔孟的人际对等性与政治对应性的内涵。以这一内涵为基础,便可以明确当代政治实践中的行政个体与民众、上级、良知等具体忠诚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因而,忠诚于人民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忠诚于上级则是有条件的理性服从,忠诚于道德良知则是忠诚能否实现、行政个体是否具备政治伦理美德的重要的衡量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