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诠释脉络"的概念已经接近于本源的观念。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就是存在或生活。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即把诠释活动视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主体与对象,即诠释者及其诠释。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从《孟子》诠释看经典诠释的时代性

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印记"而追求纯粹的经典"原义"。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只不过,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原义"肆意发挥。经典诠释对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从"原义"中延伸出"新义"。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绵延二千年的《孟子》诠释,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艺术与科学的交叉与融合——音乐心理学专栏前言

<正>与语言相似,音乐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交流媒介。出于交流的目的,作曲家总是有意识地建构音乐,使其结构富有逻辑性,隐含某种涵义。这种涵义可理解为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比如,情绪或情感,或对社会的理解与感受等)。在音乐作品乐谱的基础上,表演者通过创造性的诠释,使听众在聆听到音乐作品过程中,领悟音乐作品传递的内涵。由此,作曲家、表演者和听众三者,形成了音乐意义生成与理解的链条(蒋存梅,2002)。由于音乐不具有类似语言的明确语义,这种意义链的实     

论戴维森后期意义理论与“Knowing How”

戴维森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变化、修改、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意义理论呈现出与早期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明显不同。他后期力争提出一种关于新的语言理解理论,这种新的理解理论与赖尔对"knowing how"的探究具有一种本质的联系。为此,本文试图论证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实质是一种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knowing how"的理论。解释者在具体的交流行动中知道如何使用真理概念在交流过程中正确解释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并不需要预先假定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一个新格赖斯主义的语用推理模型及其形式刻画

基于"明示–推理"的话语交际模式,可以使用由会话主体集D,会话语言结构Φ,会话语义信息结构M,级差衍推关系?和会话语言解释函数F组成的五元组?D,Φ,M,?,F?来构建一个基于(新)格赖斯主义的语用推理的语形–语义基本框架。该框架由会话参与者、话语形式与话语意义三个层面的要素构成,从"话语传递信息"的角度来理解句子(陈述句)的语义值,将句子解释为该句相对于某主体而言表达的一组信息的集合。说话者基于自身掌握的信息和自身的目的说出明示的话语,听话者由话语形式推知说话者掌握的信息。合作原则及其各种补充,实质上是通过给出一些一般性的规则,来完成由某人的话语行为来反推其知道的信息的工作。这些原则可以在上述五元组构成的框架中描述并展示出来,从而展现出格赖斯及其后继者提出的语用推理原则的一般功能和特性。     

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

朱熹一直强调从自家身心上理会的学问才是"第一义"的,他将"实践-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四书>学诠释方法.与"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相比较,他的"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具有强调诠释者的实践主体性、表达诠释者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体现主客统一的现实性等一系列特征,故而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经典文本的理念性与生活实践的现实性之间的之间矛盾.     

小学儿童对虚假话语间接意义的理解

探讨了小学儿童对隐含在虚假话语中间接意义的理解特点。结果发现：（１）一年级儿童不能理解虚假话语的非字面意义,三年级儿童才基本上能够理解。（２）小学低年级儿童不能理解虚假话语的间接意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能根据话语与事实不符和说话者知道事实真相来判断说话者说虚假话语的有意性和推论隐含的意义。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话者了解事实真相,因而不知道说话者是故意使用虚假话语的。     

诠释及其限度: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从管理哲学的维度去理解先秦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其有效性奠基于对这一活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的充分说明.就目前而言,对诠释方法的反省尤其显得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诠释过程中如何实现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诠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性自觉.由于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动问答,他们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和地位,因此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就成为对先秦儒学进行管理哲学诠释的限度.     

伽达默尔实践智(phronesis)与道德生命的成长

本文由伽达默尔实践智的分析指出,实践智的诠释活动是道德生命的成长,由于前者的目的是知识的获得,后者是德性的挺立,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重回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即德性.虽然实践智要理解道德概念,但它不是要把握它的逻辑内容,由此仅能增加心灵里的观念.根据伽达默尔,理解是人的存有活动,当理解完成,人的存有模式随之改变,亦即他的生命得以更新.再者,从实践智的应用概念,当道德概念应用在诠释者的处境时,道德概念给出更卓越的真理,否定他的前见,提升他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生命.再从视域融合而言,实践智改变诠释者视域的局限性,让他获得更理想的道德视域,也让他得到更深入和丰富的道德生命.因此,就实践智而言,诠释活动就是道德生命的成长.最后本文反对由体验来理解道德概念,也反对由行为实践来说明道德生命的成长.     

训诂的逻辑思维模式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意义的一门学科.两千多年来,训诂家们总结出许多训诂方法,这些方法固然是从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入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训释词义的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逻辑思维模式.现代语言学家尼尔·史密史和达埃德尔·威尔逊认为:“言语交际的基本模式必须包括下列说话人和听话人共知的因素:(a)一套语言知识(一种语法).(b)一套非语言知识的信念(一部百科知识).(C)一套推理规则(一种逻辑)”(《现代语言学中译文,第187页》).人们理解话语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推理的过程.“训诂”是对古代的语言文字的意义作解释,是时人对古代语言的理解和吸收,因而在训诂的过程中,与理解其他语言作品一样,同样包括上述因素.从现代逻辑和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训释词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已知推未知的过程.质言之,“训诂’即是推理,是一种特殊的语用推理.这种推理虽然不能够简单形式化,但是就其过程看,又确实是从已知推出未知.训诂的逻辑思维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在跨文化的诠释中确立典范——杨庆堃关于中国弥漫性宗教概念的意义

在充分认识不同宗教的本质与差异的前提下,相对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杨庆堃创造性地提出了"弥漫性"宗教的社会学概念,使中国宗教研究得以在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获得空间。本文从宗教之间彼此诠释的重要性入手,探讨杨庆堃为中国宗教研究树立的典范: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相互诠释与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跨文化(宗教)的诠释中来深化对中国宗教的解说与理解。     

试析普特南和乔姆斯基的语义思想的出发点

语义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哲学思想的诠释与语义分析的相关,导致了语义之源的持续争论。而从哲学的视角或者从语言学的视角去理解语义,分歧更是不可避免。普特南(HilaryPutnam)和乔姆斯基(NoamChomsky)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对语义问题各有独到领悟。下面就两位大师关于语义思想的出发点做一分析。1 语言天赋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称为“focultyoflanguage”,简称FL。FL是人类独具的本性,并深入到人类生活、思想和交流的每一个方面,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天赋有理由被视为‘语言器官’,就像科…     

意图、约定与顺应——略论说者意义

不少语言哲学家希望通过分析说者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来获得对于意义、语言与交流的深层理解。其中,格赖斯和斯特劳森确立了意图乃至复杂意图在说者意义中的核心地位。路易斯则认为语言通过约定来获得意义,说者意义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期望。托马森指出由于人们具有顺应的能力,因而可以在识别对方会话计划的基础上掌握说者意义。那么,从意图到约定,从约定到顺应,说者意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进程?该进程究竟应当被看作是前进式的还是回归式的?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论王船山《老子衍》的诠释进路

王船山对老子的定位是"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而他撰写《老子衍》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把他对老子之学的批评坐实到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诠释中,以呈露其运思理据,摧破其荒诐不经。为此,他从两个进路展开对《老子》的诠释:一是"衍其意",即以解说原文含义的方式推衍文本之外老子诡深的真实思想意图;二是"求其用",即通过曝显由形上之"道"导出的功用之"术"的权谋性,反过来批驳老子之"道"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船山对《老子》所作的思想意图诠释与实际功用诠释,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正学"与"异端"的视域对峙,以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疏离和紧张,而非船山对《老子》客观、内在的理解。     

论语言的感知和理解

论语言的感知和理解李伯聪语言感知和理解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语音知觉阶段；语义理解阶段；句子和语篇的理解阶段；理解说话人实际意图的阶段。关于语言交际和语言理解的头一个哲学问题是：语言交际和语言理解何以是可能的？一个人为何能理解另一个人的话语？这是一个十分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极简单地说，一个人之所以能理解另一个人的话语，一个极重要原因是不同的“自我”的个体——这时主要指“心灵”——具有同一性，不同的个体之间可以进行社会约定，而语言正是一种约定了的通讯工具。与语言理解有关的哲学问题还有哲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多元关系中研究语言感知和理解过程。以往，许多人习惯于从两极对立、二元关系中思考问题，这往往使得思维简单化。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至少需要从四元关系（听话人或读者、说话人或作者、话语或作品、外部世界）中研究理解过程，这样才能使有关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语言理解过程中的确定性和不定性的关系问题是另一个哲学问题，由于语言理解过程是一个选择与建构统一过程，是一个主动性与带有主观性的过程，绝对的、完全的确定性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决不应把选择与建构机制看成“制造”不定性乃至专门进行“曲解”的机制。语言感知与理解过程     

论解释的形式基础和证据基础

自戴维森在 1967年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真理与意义》后, 学界把他关于真理与意义的理论称为戴维森纲领 (Davidson’sprogram)。戴维森纲领的卓越之处在于戴维森将塔斯基的约定 -T (conven tion T) 做了适当修改, 将真理理论相对于特定的语言及其使用者, 使约定 -T与意义联系起来, 为自然语言的恰当的语义学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可检验的标准。戴维森基于“彻底解释” (radicalinter pretation) 概念提出的解释理论是戴维森纲领的重要内容, 其要旨在于说明理解 (understanding, mak ingintelligible) 一个言说者的言说行为所必须涉及的要素。…     

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新儒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之理解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思想价值的理解问题,不仅是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现代生活的需要问题,更是一个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诠释与传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不同的解释视角、方法与情境往往使文本呈现不同的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多元化、差异化新视野与新方法上的儒学研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学文化精神与走向的新气象和新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关于儒学意义的新理解与新把握,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诉求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去看待、从最新的理论新思维中去理解和诠释儒学的多重价值和时代意义,应该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更高理论追求,也构成当代新儒学建设与发展的新方法论与新方向。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释义

《孟子·尽心上防一章：“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虽短短数语,儒家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诚、乐、恕、仁均含于其中。而其义理蕴涵,则更为精微。本文拟对孟子此章进行一番发掘与诠释,以求彰显其所含之深层义理结构。这种诠释的工作由于是诠释者与文本的双向交融,其结果自难免会有伽达默尔所云的“成见”,但诠释又必得奠基在与古人及其文本心意相通而有共鸣共振之基础上,如此诠释者方能深入其中,得其三昧。由此,诠释又绝非只是“成见”或“增益见”。如果要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某种定位…     

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转向——从社会实践到政治话语

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语言起源、本质及其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卢卡奇认为,语言作为人的一种活动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交流手段而存在,语言还具有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语言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结果,是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映。话语权是当代政治权利的关键,是当代政治话语的关键。语言是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一面棱镜,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而特定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