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取向与“流动农民”形象

新世纪乡土小说聚焦“流动农民”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创作现象.在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和乡村与乡村之间迁徙流动的农民,比“在乡农民”更深地卷入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时代大潮中,不幸成为“双重边缘人”与不能表达自己的“沉默群体”.其外在的流动迁徙与内在的文化精神裂变,是新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事件”与“精神事件”.新世纪乡土小说对流动农民心灵苦旅的及时发现与深入开掘,写出了乡土中国心灵史上的新篇章,具有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治术变革与治道重建:资源流变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出路

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本文从现代性的冲击与内生机制僵化两方面因素分析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式微的原因,从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三方面阐述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传承意义,并提出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创新路径应当建立在与现代乡村结构的区域差异相适应、与现代乡村代际关系更迭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关于做好农村地区宗教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离不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农村地区宗教工作对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乃至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直接而实际的影响. 我国的信教群众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村,宗教领域的突...     

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     

乡村水利的组织基础--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粮食产区特别是水稻产区来说 ,农田水利及农业用水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性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 ) ,对于农民收入和农业收成 ,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公共物品 ,因为难以克服外部性 ,而容易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且传统的以人民公社体制为基础的大型水利设施与目前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承包制经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农田水利和农业用水作为生产性公共物品 ,是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 ,农民的合作能力 ,乡村关系状况及以此为依托的国家任务 ,构成了目前农田水利供给的主…     

谁之乡村?何种发展?——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探究

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是身处其中的农民之乡村,乡村发展始终应当是体现居于其中的农民主体性的发展。探讨乡村发展问题,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并在价值目标、伦理根基和道德评价三个层面给予体现。农民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民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则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只有构建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才能保证作为乡村主体的全体农民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真正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的不断进步。     

毛泽东基于“组织起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蕴含着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目标,是在合作化高潮基础上制定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全面布局,也是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建设和计划体系之中的重要步骤。这种以"组织起来"为核心、农业生产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布局包括三方面:1.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2.属地合作式的农村全面治理;3.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进。毛泽东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质在于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农村的属地全面治理,《纲要》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全面振兴中国乡村的目标、途径和总体布局。     

《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出版

<正>王露璐著《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于2016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今天,乡村仍然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所在。因此,回归"乡土"、面向乡村,是中国伦理学实践性乃至生命力的重要源泉。该书从转型期中国乡村伦理的"问题"出发,立足于对"什么问题"、"问题何以产生"、"问题如何解决"的思考和分析,较为深人地探讨了转型期中国乡村伦理的若干热点问题,如乡村伦理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建、农民行为选择的伦理冲突与化解、乡村分配伦理问题、人际信任问题、道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抗争政治视阈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管理体制,催生了诸多新矛盾,使农民与乡村政权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切实加强不同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形成长效机制。     

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研究——以台湾地区新港乡为例

妈祖信俗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本文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简要梳理了台湾地区新港乡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的发展概况,并对新港奉天宫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进行了分析,进而阐明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促进大陆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政策下乡的传播路径及其运作逻辑——一项基于江苏省J市10个乡镇的实证调查

政策如何下乡及有效运作,是乡村传播学及乡村治理研究应该给予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通过江苏省J市10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主要探讨了国家对农传播过程中信息沟通或实际运作的背后,存在着由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所构成的政策下乡传播系统,其中体制性渠道与非体制性渠道的传播博弈,将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对农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认知、理解与传播效果。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以生产为中心”:土改后新解放区农村的发展之路

随着土改的完成,新解放区乡村社会经历了从革命到生产的艰难转向,体现了中共意欲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决心。为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国家除组织农民集体生产外,还通过适度提倡借贷、提供国家贷款、号召生产自救、引导斗争"果实"倾向生产等举措,试图恢复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的活力。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方针的确立,既是中央政策变动的结果,也是乡村社会传统惯习的力量。经由乡村传统恢复与国家政策调适的合力推进,农业生产发展成效明显。只是在发展之路上,使用的仍是革命的手段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