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论聂豹的归寂之学

<正>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即知是知非的本体,工夫全在为善去恶,故弟子多在后天诚意上着力,遗却复归先天心体工夫。聂豹“归寂”之学,即所以纠正此种路向。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为善去恶亦良知--对王阳明良知观念的整体性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在阳明心学框架内,将其"良知"仅仅理解为知善知恶或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会使行为者的道德行为缺少合理动因。而以一种整体性的解读方式,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一个包含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三个层面含义在内的整体观念,将使得"良知"观念能够为行为者的为善去恶提供合理依据。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论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正> 王龙溪是明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阳明之学向“径任良知,不管是非好丑,只管行去”的猖狂自恣一路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明末启蒙运动的洪波大浪有其思想史逻辑根据的话,王龙溪思想可以说是这种逻辑发展的重要环节。让我们从“四句教”说起: 四句教:路径分歧之始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论伪善：从“宗教罪”到“道德恶”

康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圣经故事的深入解读,发现人性不仅天然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而且还有天然以善掩恶甚或以恶(搏)取善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善恶的选择,是知善恶前的先行行为;但是当我们以理性反思道德的人性前提之时,除却或善或恶的情形外,伪善理应成为情形之一。因而,在道德理性启蒙之下,回溯本源的道德经验,宗教的神秘化的罪转化为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恶。并且随着人类从自然秩序进入伦理秩序、自然世界过渡到伦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伪善这种个体性的人性之恶转变为总体性的世界之恶。     

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

<正>一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①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就三条文献对比来看,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别就是相对于《传习录》     

论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的善与恶北大核心

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将传统伦理学中的“善”视为一种“伪科学”,视为律法和权力关系的伪装，这种“善”恰如商品一样是被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对“善”的追逐将产生出“康德即萨德”的倒错形式，并使主体自身的欲望受阻。拉康试图通过萨德的原乐伦理学来把康德伦理学中缺失的欲望维度寻找回来。这一欲望产生于律法的内在分裂之处，并以“恶”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恶”揭示了伦理实体的内在匮乏，它使被律法质询的主体形成了重复性的驱力，并以本体论上的否定性姿态为伦理实体的匮乏进行揽责。在精神分析伦理学中，“善”与“恶”处于视差辩证法中，善恶的差异是一个本体论上的差异，善恶的调停呼唤一个采取伦理行动的主体。精神分析伦理学最终赋予主体深刻的伦理责任，它鲜明地展现了驱力的否定性功能及其历史维度，并通过驱力因素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了内在连接，为社会斗争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驱力维度。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食物伦理规则

食物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根据,人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人与物、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关系中的食物伦理问题。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食物伦理规则追求运用食物保持生命的自然目的,此为自然之善。自我在追求善(或好)的生活的生命历程中,把食物的自然之善提升为维系人性尊严的自我之善,此为人与自我关系中的食物伦理规则。自我之善与自我之恶的矛盾蕴含着超越主观的自我善恶的客观伦理法则——食物权及其相应责任所共同构成的人类之善,即人与他人关系中的食物伦理规则。食物伦理规则本质上是人类扬弃自然的实践活动所彰显的自由精神。     

论周人的德性伦理

考察周人的德性伦理结构,可以发现宗教中至上神天与祖先神的分离,在伦理上表现为公德之德与私德之孝的分离,使得周人的德性理论突破了血缘关系的范围,成为天下邦国联盟的公共伦理规范。周人德性伦理的结构从纵向上看,是人的德性与天的德性的合一,即天人合德。从横向上看,是领袖人物的德性与众民百姓的德性的合一:即四方同德。从界限上看,是上下内外的合一,即至善伦理与底线伦理的合一、文德与武德的统一。     

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伦理审查的实践路径

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为善",使研究者的行为符合德性。然而,研究者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研究者行德"在伦理审查为善目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者知德"是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理想目标,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实践路径是"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     

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老子》、《庄子》等道家(教)文化典籍中“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其社会功能也就趋向劝善化俗之道,即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     

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王阳明“立诚”说的内在逻辑蕴涵

在"致良知"话头之前,王阳明一度试图推"立诚"为学问头脑。基于"诚"字的诚切、真切、笃实等义,"立诚"说被赋予了成逻辑体系的思想蕴涵:其一,诚其必为圣贤之志向,以此确立人生方向和为学动力;其二,立其纯乎实理之诚体,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核心因素;其三,诚其好善恶恶之情感,此是为善去恶而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的直接动力;其四,实其为善去恶之行为,此是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而成就圣人人格的落实下手处。"立诚"说几乎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功夫尽数收摄在内。不过,"立诚"说不能直接表述知善知恶之明这个维度,因此,王阳明后来放弃了"立诚"话头,而转向了"致良知"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