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从“禅让”思想看帛书《衷》篇的成书时间

在帛书《衷》篇中,孔子以"禅让"思想解说《乾》卦用九之辞,表现出对"禅让"肯定、赞成的态度。根据宣扬禅让的《唐虞之道》《子羔》和《容成氏》等文献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及公元前316年发生的燕王哙"禅让"悲剧,可以推断儒家赞成"禅让"的思想在战国中期盛行,至公元前316年左右陷入沉寂。《衷》篇既然记载孔子以"禅让"说解《易》,其当成书于儒家盛行、宣扬"禅让"说之时,而不会是质疑、反对的沉寂之时,由此可推断《衷》篇当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下限当在公元前316年左右。从《衷》篇另一部分材料的来源--《系辞》和《说卦》成书于战国早期看,其成书于战国中期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孔子“天”论新探——“天”之“境界说”释义

<正> 《论语·公冶长》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千百年来,子贡的慨叹一直被历代学者视为共同的心理感受。在孔子那里“天”究属何义?纵观讨论,仁智互见,异说纷纭。笔者今试图以“天人合一”最高精神境界作为孔子一生理论与实践之主旨,而对其“天”之观念给以重新阐释。恰当与否,望予指教。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从上博简《诗论》对于《诗·兔爰》的评析看孔子的天命观

上博简《诗论》第25简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不应当理解为此诗表现的是生不逢时之叹,而应当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由此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孔子天命观的认识。孔子从恭敬的角度指出人们应当顺从天命,但他更强调在天命时遇面前要自强不息,积极奋斗,《兔爰》篇所显露的那种冷漠对待社会、只求一己之福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太上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圣王思想

太上老子既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道教的宗祖。他留下的《道德经》含摄天地人于一体,深刻而完整地阐述了天之道、地之道与人之道。老子不仅关注"玄之又玄"的宇宙化育之道,也关心治世安民的政教经术之道。在老子的政教思想中,圣王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将圣王与道、天、地并列,这其中有无穷的意味供后人咀嚼。     

孔子“与命与仁”说初探

孔子思想是个相当驳杂的体系,这似乎已成公论,但我以为“命”与“仁”则是构成这个体系的主轴。“与”系尊奉之意,“与命与仁”则是指尊奉天命与人伦精神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西周以来的“天人合一”的宗教神学变成了“命”与“仁”结合的理论形式,使其推进到了真正的哲学形态,而且中国思想史上所形成的伦理与哲学相结合的传统也是以此为嚆矢的。在孔子思想中,“天”已不是单纯的人格神,而变成了含有多义的总体性范畴,其主要表现在他对“天”的多种提法上。最常见的有“天”“天命”“命”和“天道”等提法,     

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

《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但是，它却空前地注重了“性”、“情”的天赋性、本原性；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情是性的激发、摇荡，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摩荡，构成了生命的活性之泉。正因为把性情视为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所以，《性自命出》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构架，而以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人学的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巫医”非为贱业考释——《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文化阐释

关于《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之“巫医”,历代注释或认为是贱业,或认为非贱业。正确阐释巫医职业性质与社会地位,不仅涉及到对此句语义以及孔子思想的正确理解,而且也涉及到对上古巫医文化的正确认识。如果从巫的起源及巫医、巫史之分合,巫与宗教文化及南方区域文化之关系,巫医的身份及其道德、智慧之要求,孔子对巫医及祭祀之态度等几个方面作综合考察,即可证在孔子之前直至孔子时代,巫医地位虽有隆降,却并非是一种贱业。     

《书》《诗》政教传统下的《大学》义理纲维

《书》《诗》二经是《大学》重要的思想渊源,《尚书·康诰》一篇所体现的政教传统,尤为《大学》首句之义理原型所在。《康诰》载,周公述文王受命历程,始于"克明德",进而"显民",终而"丕显"于天;以"天命在周"为前提,周公勖勉周室后人赓续文王德业,其要在保民,而保民之本又在于自身之敬慎其德。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在此过程中,《大学》将《尚书》政教传统中特殊性的明德与普遍性的敬德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明德精神。     

天命之常与变：《周易·无妄》卦义衡论

《周易·无妄》卦意蕴深厚,其卦名含“合理”与“切实”二义。其卦辞既蕴示“无妄”之下事物呈现大为亨通的情势,又着重指明“无妄”之下事物也常有意外之遭遇。前者为“无妄”之常,后者为“无妄”之变。其六爻辞则是对“无妄”之常与变两个方面的具体表征。“无妄”之常易知,“无妄”之变难测,故该卦又特别强调面对“无妄”之灾疾,贞固自守乃是最好的应对办法。《彖传》《象传》则将具体境遇之“无妄”提升至天命或天道的高度,揭示了“无妄”之天命本之于天而为主于物的根本特征,并指出天命的展现与运行是刚健而不可阻挡的,且在天人之间随感而应、上下相通。人置身于天命流行、天道生生的宇宙图景中,应当积极顺应天时以长育万物。天命之“无妄”又与《中庸》之“诚”相通,二者互诠互显。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孔子“熟仁”观及其发微

“熟仁”观念,源于孔子。孔子的“熟仁”观念,充分突显熟仁之实践境界,一种对于成人之道的独特理解;并且孔子的“熟仁”观念在透过《诗经》的照观里,令我们看到孔子的“熟仁”辨识(包括后儒的阐释发微)无疑深化了“熟”作为中国文化一个极富意蕴的概念在孔子的这种“熟仁”观念中对于中国人“成人之道”的特定理解和独特智慧。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