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运动中的“中国逻辑”身份之确立——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为例

<正>一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的产生是其对西方逻辑了解后的产物,而他们关注西方逻辑之目的又是服务于其社会变革之需要,因而,他们的中国逻辑的观念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而且这种学术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学术救国才是他们确立 "中国逻辑"身份的真正目的。     

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蔡元培早期曾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学术,尤其是在关于哲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受日本近代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启发.但井上是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逻辑来论证“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意义和价值,而蔡元培无论是主张“佛教护国”论还是“科学救国”论,都是以把中国建设为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这一政治诉求作为出发点.蔡元培与井上圆了的宗教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折射与反映.     

论金岳霖逻辑思想的展开方式

金岳霖是现代逻辑在中国得以研究并传播的奠基者,他将现代逻辑方法引入中国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之中,开辟了一条创新性的学术发展路径。从金岳霖逻辑思想的展开方式看,无论是关于逻辑与哲学、逻辑与自然科学、逻辑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阐述,还是承载逻辑教育使命的现代逻辑知识体系的呈现,都表现出其逻辑思想具有鲜明的融通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特征,这也使得充满现代逻辑意识的中国逻辑学研究成为世界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其当代价值。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学家更多的是以较小地区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社会表现。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国家”或“民…     

敦煌佛教艺术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年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无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日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的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不久后，西方探…     

自然宗教的特质和文化意义——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自然宗教最基本的教义特征是把自然力人格化并重巫术,因而试图把这类宗教从很多研究者定义为的“初级宗教”或“原始宗教”还原为“自然宗教”,把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宗教类型来看。对自然宗教的研究其文化意义从理论上讲是对长期的已然存在的自然宗教社会事实的确认,对以往原始宗教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从实践上讲可以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宗教事务管理提供整套的资料储备和历史借鉴,对防范宗教信仰失控,维护民族地区的安定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复兴之中国精神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凝聚当代中华民族实践理念的精神整体。用实践观点的哲学视域研究中国精神,其学术旨趣在于以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为主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整体和历史逻辑中理解中国精神所具有的实践意蕴与文化传统;在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与"活的传统"中揭示中国精神的德性特质、心智结构,发现其民族性、世界性的意义;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语境中探索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阐释中国精神的现代性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两个结合”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理由和历史原因的。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所建构的特定语境，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内在根据。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满足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诉求。“第一个结合”内在地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被主题化，是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高度推崇“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确立理想社会愿景等方面，有相互发明、相互诠释、相互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这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继续深化和拓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汉、藏、东乡族中学生智力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通过对甘肃汉、藏、东乡族中学生智力观的研究,发现各民族中学生对智力主要特征的理解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在一些特征上表现出文化差别;汉族初二学生与藏、东乡族初二学生在“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社会适应力”等项上存在着显着差异;各民族高二组学生对智力主要特征的理解趋于一致;汉族被试在“想象力”,藏族、东乡族在“自信”这一特征上存在性别差异.     

论坛荟萃

杨岚钱穆论中国文化的出路钱穆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文化学家。他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文化的命运，振兴中国文化是中国唯一的出路。钱穆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生命在于其文化，因此，救国保...     

反思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9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认识、诠释和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视角。但该理论并没有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核心概念包容性太强、界定不清;二是在实际研究中以西方历史为坐标标注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忽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三是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时空和研究层面过于狭窄、学术成果片面;四是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     

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

殷海光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主要原因在于他深深感到，唯有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社会文化思想提供坚实的运思基础和分析工具。他在１９６５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序言中，明确地把“现代逻辑的工作者所说的逻辑”，作为他运思和为学“分析到底层”起“主导作用”的三个条件之首要条件。这在现代中华学人之中是十分独特的。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殷海光的逻辑观，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殷海光学术思想体系的必要条件。但是从近年来海内外殷海光研究的状况看，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根据《殷海光…     

“面子”——“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社会伦理思想一瞥

鲁迅的伦理思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对旧道德的批判,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与时代思期和他自己的世界观的发展一同发展的。在辛亥革命前,鲁迅留日时期,就把“立人”作为救国之“首”(《坟·文化偏至论》),认改变“国民精神”为救国“第一要著”(《呐喊·自序》)。“国民性”问题成为当时的爱国先进之士共同关心、讨论的重要课题,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更是执着不放。他在探索改造中国人的精神问题时,十分留意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传统的观察分析。同时,也很留心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状态的评论。通过长期的观察分析,鲁迅认为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最大劣根性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卑怯”(《华盖集·通讯》),也就是     

世界历史民族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主导这一进程的伟大民族，堪称“世界历史民族”。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思想进步，这是世界历史民族的理论使命。以“世纪”为尺度定位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跨越三个世纪，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主干形态载入史册往往是世界历史民族的权利。一个理论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策源地必须是世界历史民族，研究对象必定是世界伟大样本，理论成果必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进入新时代，标志中华民族上升为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具有绝对权利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纪元。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解码中国样本的过程中关注人类共同难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承载影响世界的新使命。中国在全世界举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担负起推动人类精神成长、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世界历史使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再度青春化、中华民族之再度青春化。     

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讨论语言逻辑问题

语言逻辑,也称自然语言的逻辑,是一门界于逻辑学与语言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对这门新的学科的具体对象与体系,目前尚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于1986年6月上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是中国逻辑学会的一个分支,成立于1979年,会员中既有逻辑工作者,又有语言工作者。在1980、1982、1984这三年,分别举行过几次学术讨论会。最初,会员往往比较重视如何以逻辑方法(特别是传统逻辑的方法)去分析自然语言的语句,研究某些逻辑形式的语言(特别是汉语)的表达形式(如“只有……才”是否表达必要条件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体系特征及其逻辑建构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体系外观具有强烈的“迫不得已”特征，并使其导向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分析。通过“历史-社会”的解读模式，葛兰西哲学在有限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合法性的同时，极度强调文化的重要性。通过“文化-政治”与“文化-理论”的双重逻辑建构，葛兰西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引导意大利启蒙运动的革命目标。由于片面强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造成其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独立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的理论缺陷。     

论学衡派的伦理道德观

学衡派希冀以文化救国,对处于根本变化和社会危机中的中国进行了道德谋划,在综合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其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理制欲”的心性观、道德为政治之本、道德为文化之本、道德为礼教之本等观点.虽然学衡派确立其伦理道德观的论证方式具有综合性的学术视野,其目标指向在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现实困境和理论局限.     

中国逻辑史研究若干问题

中国逻辑史研究 ,是近百年来兴起的新事物。经几代学者努力 ,已获得丰硕成果 ,今天的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 ,在中国学术和教育领域占有一定地位 ,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持续百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近年涌现以更新、转换方法为标记的回顾、反思和再认识潮流 ,并伴生诸多尖锐问题。正确反思过去 ,分析当前问题 ,有助于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一、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存在。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1 997年版 )“后记”说 :“《名学与辩学》是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名学与辩学》被作为中国逻辑史…     

“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唯一的逻辑”引发的困惑与质疑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岳霖先生以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唯一和普遍的逻辑学观念,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否认逻辑与文化的联系,坚持逻辑的唯一性和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唯一性与普遍性,这些是提出“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依据。上述观点将会面对由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学学科性质以及逻辑史所展示的事实所引发的诸多困惑与质疑。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依附于人类的文化,即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当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状态时,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共性,也有由民族地域不同而显现的个性。在中国,先秦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尺度与治国纲纪的构想、建立和实践,它的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中的经验。以“类同”为依据进行“以类取,以类予”推演的“推类”,成为先秦时期逻辑思维中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同时也成为先秦逻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逻辑学是有别于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研究中国逻辑离不开对欧洲传统逻辑的借鉴,在这种借鉴研究中,应用比较法的关键有三：第一,被比较的诸对象都把与之相比较的对象视为平等的他者,而不是对立者或规范者;第二,在见其同异中,比较以见其相异乃更为重要。第三,对研究对象的异点给出制约因素的分析,就中国逻辑研究而言,就是“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     

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换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社会结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与快速发展，近30年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形成了以本土化为根本任务的发展逻辑。深入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命题发现，我们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忽视了中西不平等的现代化脉络下知识移植对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关切的阙如，导致其陷入狭隘本土化与以他者为中心的本土化双重陷阱之中。本文尝试从“现代化-主体性”框架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特征，阐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缺乏知识自主性的结构性根源，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分析构建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的时空条件，从主体性角度阐释以“中国社会工作”为整体叙事的话语体系重构框架，并从哲学基础、伦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等维度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的多重路径，以为全球治理贡献社会工作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