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

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技术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支撑和训练算法的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算法内蕴的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特定价值主体基于算法的行为倾向性，以及智能系统的自主评价和决策，都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算法歧视，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相较人们熟悉的社会歧视现象，算法歧视更加广泛、多元，更加精准、有针对性，也更加隐蔽、“巧妙”。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笛卡尔物质性实体的一元论与非一元论之争

在笛卡尔的哲学中，物体是实体吗?这个初看似乎极容易回答的问题其实相当棘手，棘手之处不在于实体概念而在于物体概念，因为笛卡尔对物体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般物体”与“个别物体”。两者的含义以及形而上学地位并不相同，难道它们同样都是实体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对笛卡尔物质性实体的一元论解读与非一元论解读，前者主张在笛卡尔哲学中唯有“一般物体”是实体，而后者主张在笛卡尔哲学中“个别物体”是实体。这两种解读严格说来都不成功，它们要么有着不可弥补的文本漏洞，要么有着难以回答的理论难题。两种解读之间的冲突其实源于笛卡尔物质性实体概念的不自洽，一元论解读与非一元论解读之争恰好揭示出他的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裂痕。笛卡尔所设想并提出的“普遍科学”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物理学，但他为之打造的形而上学仍然沿用了部分旧术语，并部分采纳了这些术语所蕴含的本体论框架与原则，造成其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的不适配。为当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打造适配的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一直为之努力但尚未完成的重任之一。这从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本文所揭示的笛卡尔物质性实体概念的不融贯就是一则示例。     

论共同体主义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

战后，作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不断地受到挑战。滥觞于近代的自由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日益丧失了对西方政治现实的解释能力。六、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与自由主义几乎分庭抗礼。随着法兰克福学派末流向自由主义立场倒退，形成两股思潮合流的局面，其地位日渐被对自由主义采取批判态度的共同体主义所取代。 一、共同体与个人 共同体主义英文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国内和港台一些学者也有译为“社群主义”的，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两种译法各有所长。用“共同体”的译法，更直接地表达了ｃｏｍｍｕｎ…     

笛卡尔的表征主义问题

笛卡尔在西方学界长期被奉为表征主义者,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不断受到挑战,部分学者尝试通过回溯到经院哲学的双重存在理论,亦或通过意向性理论重新解读笛卡尔的认识论,以反驳其认识论并未构成表征主义。但通过对笛卡尔的认识论的详细梳理,并结合当前相关的观念论解读,可以发现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同的问题。本文认为就笛卡尔哲学本身而言,其认识论依然构成一种表征主义。     

《癌症病房》与疾病的隐喻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在出版的过程中经历曲折，主要的焦点就是作者是否用“癌症”作为斯大林主义的象征。作品本身的内容、俄罗斯作家协会在1967年会议上对该作品的解读、苏珊·桑塔格对疾病、特别是癌症的隐喻的定义、以及西方国家争相出版这部小说的历史事实都说明了《癌症病房》是一部典型的用疾病来影射社会邪恶的作品。     

关于情绪的生理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早期争论——詹姆斯和斯通普夫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当代的情绪研究主要分为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生理主义)两个阵营。认知主义认为，某种形式的认知(如判断或信念)就是情绪本身，或者是情绪的本质性要素。而生理主义认为，情绪是特定的生理活动或行为本身，或对这些活动与行为的感觉；情绪可以独立于甚至先于认知发生。当代理论家普遍认识到詹姆斯是生理主义的理论先驱，而当代认知主义正是在对詹姆斯理论的批评中不断成长。鲜有研究者看到，尽管斯通普夫通常被归于现象学一脉，但他与詹姆斯有着密切交往，而且早就直接回应过詹姆斯，并发展出认知主义情绪理论。斯通普夫认为，情绪是意向性地朝向被判断的事态的被动感觉状态。我们可以在当代认知主义和生理主义的框架内考量斯通普夫与詹姆斯的争论，这将对我们有深刻启发。从方法论上，情绪研究应该重视概念分析与经验研究的反思平衡；从实质上，根据对情绪中的认知和其他成分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主义和反认知主义，而斯通普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     

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韩国宗教对话运动的历史考察

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韩国宗教对话运动的历史考察［韩］尹以钦一、何为宗教多元主义？人们把宗教多元主义理解为理念或思想概念。这是普遍性倾向。这种倾向主要由宗教多元主义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两种因素所致。其一是“主义”这一用语所具有的观念内容；其二是把“...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及时代回响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绕过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一关系的相关辩论始于第二国际时期。基于新康德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严峻挑战，第二国际内部在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中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矛盾论”、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分离论”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包含论”等理论立场。其根源在于对以科学方式有效地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化解读。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讨论的对象，也是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辨析和反思的重要理论课题。     

"生产主义批判"的历史和逻辑

马克思给予物质生产以历史基础地位,却对生产主义予以严厉的批判。这一理论取向为历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因而成为我们判断一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有无学脉关系的根本论题之一。生产主义批判,包括“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两个方面。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又经过了狭义生产主义批判和广义生产主义批判两个阶段。一狭义生产主义批判“生产主义社会”批判首先是对“生产—消费社会”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批判。在这种体制中,生产是社会的支配原则,在生产…     

外刊学论

维斯克:“哲学与多元主义 ”(Visker,R.,“PhilosophyandPluralism”,Philos2ophyToday,115～127,Summer2004)“提问 、批判 、建构 :哲学的诸方面 ”,无论是主题本身还是对这一主题的说明都表明了这样一种哲学立场:它将提问 、批判和建构视为哲学的不同方面 ,从而允许我们将不容置疑的多样性连接到一个统一体之中。也许正像梅洛 -庞蒂晚期哲学中所表述的 ,这是一种 “不可共存性的共存性”(compossibilityoftheincompossibles)。而哲学 ,就如同生存本身一样 ,既不是一种,也不是多种 ,而是一个表面分离的整体 ,一个能够容纳不可共容性的…     

算法的认识论逻辑

作为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基本内核的算法显现出独特的内在演进逻辑。对这种逻辑的分析和阐明不仅有助于澄清算法的认识论本质，而且有必要和可能建构某种算法认识论来深入思考它的发展和变革。基于不同理论框架对算法所作的一些定义、解释和反思已经提出了关于算法的三个重要认识论问题。第一，算法无论是作为结构化编程还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为何都存在着认识不透明性。第二，AlphaFold的出现是否表明算法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科学发现新逻辑。第三，算法的形式化推理能否超越像常识这样的非形式逻辑而变得更加“智能”。从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中可以得出算法认识论的三个基本论题：局部认识透明性、算法发现逻辑和常识融合方法。     

《逻辑哲学论》的“思想”CSSCI

“思想”是《逻辑哲学论》中一个很重要但又很不清晰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本人,以及常见的哲学文献,都没有为此概念提供清晰可把握的解说。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仍然是诠释《逻辑哲学论》需要克服的困难。首先,论文从《逻辑哲学论》提供的直接文本依据出发,立足于“思想的本质是逻辑”这个较通行的解读,对青年维特根斯坦关于“思想”的主要论题作学理上的梳理;其次,以维特根斯坦致罗素的信件为线索,论文尝试收集一些间接证据,讨论将“思想”解读为心理对象的可能性,并阐明这一解读会产生的一些困难;再次,基于一些认识论上的理由,论文建议:对“思想”概念作逻辑主义解读更契合《逻辑哲学论》的文本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历史实际。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思想突破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思想突破充分体现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术语的革命”中。将古典经济学的“必要劳动时间”推进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实现了劳动时间之社会性解读思路与历史性解读思路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商品推进到“劳动力”商品，为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的社会历史性内涵奠定了思想基础。从当代国外左派学界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来看，他们恰恰缺失了历史性的解读线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再阐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后现代主义生成的动态特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解读之一

勿庸置疑，“后现代”一词已不再只是一个时髦的字眼，它俨然已成为一种思潮或主义的代称。虽然对于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问题，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透过其产生形成过程中纷芜繁杂的表面现象，我们依然能看清其基本轮廓与主要特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一书，作为后现代主义生成过程中一部经典性杰作，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它对我们把握后现代主义生成的基本特征很有帮助。本文试图在解读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从动态的角度谈谈后现代主义生成的主要特征。一、从决定论走向游戏论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驳斥并否定了…     

我们应当如何"重读马克思"

今天 ,“重读马克思”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响亮口号 ,并且得到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同 ,这是一种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趋势。但问题在于 ,这种“重读”决非简单的“重复”。如果继续沿用旧的解读方式 ,那么“重读”就是失败的 ;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以往对马克思哲学的种种“误读”。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在旧的视野内寻求个别结论的调整和修改 ,而是清算并重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方式本身。那么 ,我们究竟以一种怎样的方式“重读马克思”才是恰当的呢 ?这是一个必须反思且具有前提性的问题。笔者认为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方…     

爱德华·赛义德--"迷失的批判"--对赛义德后殖民批评思想的重新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以一部轰动性的《东方主义》专著开启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先河,但其后的“多元流变”似乎是对“缘起”的误读甚至反动。从新的视角重新解读赛义德后殖民批评思想,突显其对二元对立超越的呼吁,以正本清源,对当今局部冲突加剧的世界局势将有所裨益。     

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在内涵外延上有诸多交叉重叠,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概念。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主要指“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但由于西化和反传统的程度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萌芽的文化激进主义”、“温和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典型的文化激进主义”。本文尝试对这些不同层面或类型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爬梳和厘析。     

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与现代启示

当代正义论出现普遍主义进路和特殊主义进路的纷争。我国学界为防范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彰显文化主体性,往往不自觉地青睐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特殊主义者。沿此逻辑又容易造成对中国既有“义”学思想的特殊主义进路的误读。“义”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和主线。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诠释及其成败得失分析,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论建构的方法自觉具有重要理论启示。